２０多年前，我担任编剧的电影《春雨潇潇》，被一位前辈称为“舍不得下猛药”，“没有坏人”。当时，我还不理解这是批评还是夸奖，一直在心里犯嘀咕。如今后悔已迟，失去了一次向前辈学习的机会。

    我曾仔细想过，我既非极左，又非极右，我只喜欢真善美，喜欢以温情感人动人化人，主张作家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在不知尽头的“与人斗争”中度过青年、中年，常常被人说成近乎“不齿人类”的另类。我的灵魂在哭泣中闪转腾挪。我极其渴望别人乃至全社会给予我温情和关爱，我至今依旧如此。我渴望关爱，也把关爱给别人。我常常上当，但我不悔。我始终认为，社会上好人是绝大多数。这种信念和社会给予我的关切，让我无论多么艰难痛苦，都快乐地活着，而不知老之将至。

    要关爱别人，就要先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常想，作家的职业近乎医生，要匡正时弊救济人心，就得有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写作的方法、技巧还在其次。无论怎样写都是为了“让人变得更好”（高尔基语），而不是更坏，也不是让你不待见的人或人们都死光。以小说泄一己的私愤、揭人的阴私，都远离了文学，而不论有怎样美丽的文字。倘或写作的目标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打杀别人，那早晚要收获意料之外的涩果。文学容不得刻薄之心、哗众之意，少了真善美的文字，便不是文学。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仁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那仁便倏忽降临到眼前。孔老先生强调的是仁的动机，实现仁的愿望。只有产生了要急切惠己惠人的欲望，才会有颗善良的心扎根在胸膛。假如一天到晚都在盘算怎样挖苦人，怎样在心中将人置之死地，怎样在文章中骂个昏天黑地，肚子里有恨不得天下人都死光的恶心，少了愿天下和平幸福的善心，则自己先成了让人害怕的人物，必定换来孤家寡人的处境，即使居华屋、卧绣榻，也会在自造的精神囚笼里呻吟。

    有善良的心，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和斗争。只是这一切是为着建设和谐的社会，方法和手段是“与人为善”的，是尊重对象的人格的。斗争，会有牺牲，但不是只牺牲别人，让自己在别人的尸体上一面饮酒，一面慢慢流下强挤出的虚伪的清泪。斗争的目的不是众人皆死我独活，而是都洗净身子奔向理想的社会。

    有人说：“文学的作用在乎自赎。”这有点宗教的意味，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小乘派”。不过善良的心是存在的，总比一心向恶死不悔改强上百倍。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淘气的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管一辈子的？”孔子说：“那就是恕啦。自己不愿意的，别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善良之心。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大家一起向善。这种积极向善的道德被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定为金律。难道作家不应也将它定为金律吗？！

    文学应当让读者在黑暗中看得见光明，在崎岖中感觉到坦途，而能百折不挠地前行。作家应当奉献善良的心，将自己化为一盏小小的灯火。然而，官本位、钱做主、名为先，让作家的职业失却了高洁。有人说，在商品社会，再说作家是引导民众的灯火，是对作家的苛求，对作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不错，作家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视作神仙。但，这职业的道德价值不可降低，知识分子群体追慕崇高的优秀传统不可废弃。假如全民族中最应成为精华的群体成为欲望的奴隶，堕落成精神的流民，那我们真的将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民族中“精英”的颓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灭绝。

    任何时候都不可湮灭了善良之心，任何时候都不可毁灭真诚。只有真的、善的才是美的。一切污浊终将消失，而善良永存。(苏叔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