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这里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群)是近来被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我参与的一场讨论:即“七十年代生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当时，在上一代人眼中，“七十年代人在他们的青春期时正赶上八十年代兴起的消费文化，因此，七十年代人总体上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追求自我个性张扬的一代人，也是没有历史与时间，只有当下的一代”。传统及网络媒体在对七十年代人中的写作者进行包装时，也有意识往此方面引导。一说到七十年代的写作者，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只有美女作家与“大话”作家。我记得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是有人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标题很耸人听闻的文字:《不与七十年代生人交朋友》。当时，生于七十年代的我表现得比较激烈，认为对七十年代生人的责备至少无视了这群人同样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我还专门组织了一套丛书，推出了几位同样生于七十年代，但与流行很少沾边、在各自领域默默地思考与写作的思想与学术型学者。我这样做的想法自然很幼稚:想要扭转人们对于七十年代生人的负面印象。
几年过去后。生于七十年代初中期这一群人也都三十岁以上了。古人云“三十而立”，这群人是否“立”起来我不好说，但这群人目前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与所从事的行业中的表现却再也没有被媒体作为一个“问题”所提及，证明这代人并没有像前几年媒体所担心的那样有什么“集体性异常”。
其实，如果我们再反溯回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关于“60后”也曾经同样是个“话题”。那时也有许多人认为，经历了“上山下乡”与“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是“被耽搁的一代”，对这代人的知识与阅历能否为他们承担“薪火相传”的使命表现出普遍的怀疑。然而，我们现在也已经看到:这一代人自然而然地在当下已经成为中国各行业的脊梁，也没有人对他们的能力再表示出异议。
因此，现在当“80后”话题又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与话语再现媒体江湖时，对于我来说，心境也就完全不同:上代人对下代人成长的关心是必要的，也是下代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部分；但如果以自己的成长模式去硬套住下一代，则大可不必。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前提性假定:即人都是理性的。通俗地说，这一假定认为，每个人在行为选择之前，都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在行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即他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知道如何去最大程度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对这一假定，从事社会科学或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西蒙曾经高度评价过这一假定。西蒙认为，这一假定“给人类精神画的像是浪漫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因为这一假定描述的是“经济人如何运用他的智慧，顺时而变，从而解决了无比复杂的最优化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假定承认了“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上帝”: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了解，并且基于这种对环境的了解来作出自己的选择，同时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由这一假定，我们再回到关于“代际”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当初的“60后”、后来的“70后”、到今天人们所关注的“80后”，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的脑袋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他们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也都是环境的产物。说得“学术”一些，即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构成了他们行为选择的“外在约束”，他们的选择也是适应了这种外在约束。即使他们在某阶段的行为选择并不符合上代人传统的价值与道德标准，那也是因为他们所成长的环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说白了，如果换上你生活在此一时代，你也会这样做。当初有人责备“七十年代生人”“没有历史，只有当下”，现在想来，当时的“七十年代生人”正好处在踏入职场不久或正在寻找职业阶段，而社会却正面临下岗与失业高峰，试想，生活在一个人人为生计所迫、疲于奔命的时代，哪容得下我们有时间从容地回望五千年历史呢？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这代人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时，当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时，肯定不是别人而仍然是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承担继往开来的使命。
犹记得小时候我读过的《增广贤文》中有两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以前我曾经认为这是劝上代人不要像对待牛马一样压迫下代人做这做那，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两句话更是劝上代人不要以为下代人像马牛一样不会思考，实际上下代人同样是“理性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与主见，所以，上代人不要动辄对下代人说三道四。上代人真正需要做的，是尽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成长的环境好了，下代人将来绝对坏不到哪里去。(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