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新常态下的教育新趋势

 9月25日，在第七届启迪创新论坛对话环节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越做主题发言。

    9月25日，第七届启迪创新论坛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在第一场“‘互联网+’时代下的教育变革”对话环节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越表示，当前，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也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教育与人才的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型人才。

    围绕“‘互联网+’时代下的教育变革”这一主题，本届启迪创新论坛第一场对话在启迪教育集团总经理孙曼主持下进行。特邀与会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聂风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越等教育行业专家，分别针对新常态下的教育新趋势、在线教育的发展趋势及清华大学的实践、创新创业教育谈等话题，发表各自的精彩见解。

    李越认为，社会发展新常态首先表现为对创新人才的需求。“现在人们常看到新常态里政治、社会、民生方面的需求，人才培养效率、教育公平的需求也前所未有地面临挑战。”

    李越表示，创新是解决教育面向社会需求矛盾的必要手段。教育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个创新决定了教育发展，也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必由之路。开放、创新、多样化，我们面临未来的社会发展挑战的思维价值选择也是解决问题的模式和路径。

    以下为论坛文字实录：

    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李越教授为我们做精彩的报告！李越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教育新趋势！

    李越：首先非常感谢启迪给我们这个机会参与这个过程，也感谢启迪给我这个机会去做命题作文的答卷，让我做这个报告，我不知道讲什么，启迪给了我一个题目，我后来发现这个命题作文是一个很好的作文，我跟济武接触很多，但没想到他对教育的认识这么深刻，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官员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国家、科技、经济、社会，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速度会大大加快。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力的竞争，原来最喜欢的逻辑，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这个是对的，包括教育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实际上人才的竞争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人才体制和机制的竞争，假如是一个拼爹的社会，教育再好也体现不出来，但现在不是一个拼爹的社会。不能说一去不复返，至少拼爹的成分会大大下降，不拼爹也需要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我们面临了一些什么东西，对教育的要求是什么，或者教育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最后想把我的思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教育应该采取的对策或者说我们应对的策略或者我们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和思维。

    我学习新常态不是很多，网络上有很多曲解，新常态就是把高速增长变成中低速增长，习总书记也在强调新常态，这些都有很多，但对教育的需求是什么？新常态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转型，我们有低成本大量人口的优势，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我们显然没有资源红利，我们有的就是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人才红利首先是教育，教育是最基础的。新常态不仅仅是对经济上的说法，政治上也有说法，所以我说新常态面临重大挑战，我们更加关注民生，我们更关注公平，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教育继续发展的最好的机遇。钱学森之问，我们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前几年我们的社会需求社会环境没有达到钱学森之问的需求，但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也有这样的环境了，如果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再出不了，教育的责任可能就无所推卸。

    我们的社会发展新常态首先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教育对人才培养效率的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逻辑大家都很清晰，但大家也同时看到新常态里政治、社会、民生方面的需求，教育公平的需求也前所未有地面临挑战。我们在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当时是提普九，普九接着提出了均衡教育发展，均衡教育的发展首先是基础教育，现在政府很大一块是政府均衡教育发展，十年前我们也曾经提过，当时做了课题就是均衡高等教育发展，那个课题就用了一下，就把均衡改成协调，因为高等教育有有自身发展，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以对教育公平需要为代表的关注民生也是我们新常态的重要内容，我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每年也管招生，几乎现在到中学去，中学稍微有一点活泛的学生都会问到大学，钱学森之问你们怎么看？这首先不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还想重申一下效率的问题，以前我们也说国教育的问题主要不是教育内部的问题，更多是教育外部，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环境，我们的社会需求就是拧螺丝钉的时候不需要大师，我们的教育也没有培养大师的社会需求，我们也没有支撑培养大师的社会体系，我们的大师在30年代出现过，50年代出现过，那是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巨大的社会需求催生了大师的诞生。当文革、三反五反，大师不能诞生，现在不同了，我们的高铁、青藏铁路、航天飞机、汽车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于高精尖人才的巨大需求自然就提出了，而且我们的社会也提供了培养这些大师的各方面的条件，从社会认知，包括刚才济武企业家对人才、教育的认知，这个认知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三十年前有这样的认知是超人，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科技竞争方面，人才教育是新常态中不可或缺的。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效率的话，可能教育的任务还不是那么重，但大家知道十八大以来关于教育改革的若干文件和政策，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突出的特点，十八大教育方方面面的改革几乎成了主轴，八十年代在经济领域有过一次讨论，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讨论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思想一直指导到现在，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公平在近五年的教育改革中几乎已经逐渐超过了效率，不管是自主招生的改革，还是高考招生，大家可以看到一系列政策，包括各种教育资源的各项政策，当两项任务都向教育部门提出了之后，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关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当中国悄悄崛起，我们在90年代小平同志公开提出我们要韬光养晦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威胁，中国也没有必要承担那么多国际义务，有一点闷声发大财，但今天想闷声发大财没有人允许，而且也不可能发大财，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对教育提出的挑战也是教育部门不可回避的，毕竟教育是超前的事业，我们从简单的应对国际组织的需求，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华组织了十四个部委，跟国际组织打交道的所有部委相关主管，中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认知任职的人员仅仅一千出头，联合国十几万人，我们都不能达到1%。我们看到很多基础教育中有布局小语种的外语教学，这仅仅是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需要技术、国际准则，比我们弱的国家历史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依据，未来培养几千人的国际组织相关人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组织需要几万个基础型人才到大学。

    第三个方面是科技挑战，我们今天的主题“互联网+”也是科技挑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在媒体报道，国际上做了三万多个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调查，这和互联网高度相关。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强人工智能阶段，在计算机领域，大家不得不感慨图灵的伟大，图灵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到现在还是管用的，图灵那个年代的弱人工智能到现在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我把乐观和悲观统一了，不知道该算乐观还是悲观，专家最悲观的估计是二十年后超人工智能会出现，从人工智能发展的角度来说是最乐观的，但是从人的发展来说，我们在座没有人愿意看到我们现在定义的超人工智能，就像我们现在看猴子一样，如果二十年后超人工智能将来临的话，对我们的教育、人类社会将是什么影响？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能是乐观的想法，可能超人工智能五十年，人工智能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没有一个认为超人工智能不会到来。不光是互联网，将这样的挑战摆在社会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将回避不了，没法回避，不论是中国的崛起，伟大民族的复兴，还是我们面临的科技挑战，这不仅仅是教育。

    如果面对国际国内科技的挑战，我们借助清华大学从94到97年的思想大讨论，我想借助这样的历年来回应，我的理解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开放，不论是国际挑战还是国内挑战，开放是我们教育必须采取的应对策略。清华大学在发展模式的界定上，94、95年清华大学提出要建成综合研究开放型大学，开放不仅是国际化，整个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这是我们应对挑战和面对新常态教育必须采取的。多样化是教育的一个本质特征，我们都知道认得个性是多样化的，人的环境生长需求都是多样化的。我们自身发展也需要多样化，社会需求也是多样化，多样化的理念也是我们应对今天所面临的新常态不可或缺的理念。我们的教育发展到目前，最大的一个特征是统一性，不论是高考还是家长价值选择，这是我们回避不掉的，这是先天具有的基因，这个基因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变的，但多样化的理念对教育的发展带有决定性的意义。

    创新是我们解决教育面向社会需求矛盾的必要手段，教育为什么要创新？幕客（音）是颠覆性创新，教育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个创新决定了教育发展，也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必由之路，教育的价值，教育的选择，如果不通过人才机制良好的运行，教育的价值在社会中是有负面影响，所以我想回应的是我们面对国际国内的变化，从效率到公平，从国际化到科技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方方面面的科技挑战。开放、创新、多样化，我们面临未来的社会发展挑战的思维价值选择也是解决问题的模式和路径，一旦我们对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缺乏足够认识，我们的也会过分地拘泥于现实，教育永远是超前的事业。希望通过这个机会通过开放、创新把教育发展得更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