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我和王仪康老师初次见面是在1982年9月的一天，那时我刚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他到研究生宿舍来看我。

　　当时他是所里的副研究员和第四研究室副主任，令我惊讶的是他穿着十分俭朴随便，看上去就像从农村来的生产队长。后来时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在金属所大院里，富有个性且穿着随便的常常是大有学问的人。　　读研究生期间，王老师经常在外出差，偶尔到实验室来，常给我们讲他去生产第一线的所见所闻，这是他的一大爱好，描述得生动活泼，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其中许多是与工厂一线工程技术人员交流中获得的第一手知识。

　　久而久之，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弥漫着一种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优良所风。

　　1984年，我在做硕士研究生论文，一个星期天到王老师家串门，那时他正在转向石油用钢及矿山机械用控轧微合金钢的研究，他兴致很高地描绘了今后的远景规划。他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根据他对日本在相应发展时期对国土建设需求和经验的研究，他预见到中国很快就需要5亿吨钢的年产量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要求，而当时我国的钢产量刚刚在4000万吨左右，还不到将来需求量的十分之一，所以钢铁研究的发展空间巨大，远非什么“夕阳工业”。

　　他最后说，我今年54岁了，还可大干一番。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劲头。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超过了7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和消费国。回想起来，当年王老师的预言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　　1985年刚毕业的我和他到攀枝花钢铁公司出差。当时，攀钢生产的重轨钢一般不出现白点缺陷。可攀钢的技术人员许多来自我国武钢、鞍钢等，在这些钢厂生产钢轨时白点是一种常见缺陷。攀钢重轨无白点的新现象反映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那里。

　　中科院副院长、金属所老所长李薰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感兴趣，立即带领王仪康等去攀钢考察，但不幸在昆明病逝。后来金属所就由王仪康负责与攀钢合作研究，查明攀钢重轨钢无白点的原因。王老师和攀钢的总工程师、相关技术人员等非常熟悉，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

　　经过近10年的工作，做了大量试验，最后的结论是：攀钢重轨钢冶炼钢水中氢含量很低，当钢水中氢低于临界氢含量时，钢轨中就不产生白点。造成钢水中低氢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攀枝花地区气候干燥，炼钢原料中含水较少；同时攀钢在国内首次采用氧气顶吹转炉冶炼重轨钢，因此钢水沸腾好，易于脱氢。由于攀枝花地区海拔较高，气候干燥是低氢冶炼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老师又将这一问题扩展，调研了我国其他一些海拔较高气候干燥的钢厂，如包头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等，发现这些高原钢厂都有低氢冶炼现象。对这一发现，他十分高兴，将结果总结成“中国高原钢厂的低氢冶炼现象”，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由于超高强度合金钢对氢脆十分敏感，这一发现对我国超高强度合金钢工厂的合理选址和布局有重要意义。

　　在攀钢现场工作久了，我才知道王老师早已是攀钢的常客。1975年，他就来攀枝花兰尖铁矿，负责试验潜孔钻具。攀枝花位于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属于热带气候，那里常常是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他们白天要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满身大汗，扛着很重的钎具上矿山；试验中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用笔记录每天的钻头掘进的米数、钻头寿命等基本数据；晚上还要在简陋的宿舍里学习英语，生活艰苦而单调。经过全国许多单位多年的通力合作，国产潜孔钻具的质量一步一步获得改进与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攀技花坚硬矿岩上钻进的潜孔钻头寿命比原来提高了30～50倍，冲击器寿命比原来提高了5～10倍。潜孔钻具寿命和效率等性能指标全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新型钻具的使用，使潜孔钻机的效率提高了8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金属矿山穿凿工具落后的局面，为中国铁矿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大幅度增产作出了直接贡献。

　　正是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大幅度提高了中国铁矿的采掘效率，支撑了今天中国钢铁工业雄踞世界第一的地位。1985年这项工作由王老师领衔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9年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时，评估建院以来为国家做出的100项重大成果中，冶金矿山潜孔钻具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冶金工业部矿山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王梦珍对王老师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在第一线亲自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是我敬重的不是科学院院士的院士，不是工程院院士的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