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科院对院内地理科学研究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决定将原在南京的地理研究所迁往北京。同年，在南京成立南京地理所（今南京地理与湖泊所）；在兰州成立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考察队（队长刘允中，副队长施雅风等）； 11月，由楼桐茂先生率杜榕桓、王志超等迁往兰州，成立中科院兰州地理研究室。至1960年，高山冰雪队与兰州地理室合并，成立了由施雅风先生负责的冰川冻土积雪研究所（筹委会）。

    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冻土学科组（组长周幼吾、副组长杜榕桓），在中科院率先开拓了高原冻土研究。为配合青藏铁路兴建，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成青藏高原冻土考察队，由周幼吾、杜榕桓率队，沿青藏公路开展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高原冻土综合考察，查明自昆仑山西大滩至藏北那曲间的600多公里范围内发育有连续分布的多年冻土，并对冻土的形成、结构特征、地表冻融冰缘现象、冻土发展演变等及其对铁路工程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于当年年底提交了第一份冻土考察报告，这是我国青藏高原冻土考察研究的女处作，填补了冻土学研究的地区空白和学科空白，为建立和发展高原冻土科学，起到了开创和奠基作用。

    由于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告停，但为铁路服务的冻土科研工作仍在艰苦进行中。1961年，我们又和新成立的高原铁路科研所及一些高等院共同组织规模更大、专业更多的冻土队，由周幼吾、杜榕桓及高原铁科所的宋锐共同负责领导。队上主要骨干有冰川冻土所的郭东信、孙兴柏、刘正中等；兰州大学的谢自楚，长春地理所的王春鹤，兰州铁道学院的王金海、郭建标，唐山铁道学院的刘祥海等。在1960年工作的基础上，这一年又在风火山、昆仑山垭口——西大滩等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定点详查和观测试验工作，最后全队集中在格尔木进行总结，大家通力合作，提交出18万字的冻土考察报告，因无打印条件，我们只好亲手在蜡纸上刻印并用针线缝制成册。今日阅来，它仍是一本全面系统、资料丰富、翔实可信的首部青藏高原冻土文献。今日，喜看青藏铁路在世界屋脊上驰骋，更感念到这部冻土总结的历史份量和科学意义。

    应西藏自治区的要求，国家科委责成冰川冻土所组派专家进藏预查“冰川爆发”灾害，提出科考方案，探寻解决途径。1963年7至9月，施雅风、杜榕桓专程前往，在杨宗辉（西藏交通厅科研所所长、高工）等陪同下，赴川藏公路波密地区进行预查选题工作，经实地考察与访问座谈，始知西藏地区惯称的“冰川爆发”，实乃泥石流灾变现象。预查发现，该区属念青唐古拉山东延余脉，为青藏高原现代冰川最为发育的山区，而古代冰川遗迹更为普遍。故现代泥石流的形成发展，活动特点与这里特殊的山地环境和冰川作用息息相关，故此，我们称其为“冰川泥石流”，以此区别于非冰川山区的“暴雨泥石流”。经与西藏自治区商定，并报请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同意，决定由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联合组建“中科院西藏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队”。任命队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杜榕桓，队教导员杨宗辉，副队长丁元喜、李鸿琏、周博仁。参加考察的单位有：中科院冰川所、植物所、西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交通科研院重庆分院、西藏交通厅科研所、西藏水文总站、西藏测绘大队、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

    全队由80多人、11个专业组成，历时3年，出色完成了预定的考察任务，为川藏公路泥石流防治和基地建设安全选址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考察队提出了约50万字的总结报告和专题报告，大批泥石流观测数据、图件以及在野外现场成功拍摄的彩色科教影片《泥石流》等，都是我国第一批有关冰川泥石流的真实记录，国内20多家新闻媒体及时作了宣传报告，使之顿时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科学事件。1964年深秋在兰州，1965年冬在北京，施先生偕同我向竺可桢副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汇报西藏泥石流考察研究工作，并请二老审看《泥石流》样片，二老对泥石流工作和影片都很关注和满意，对此项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此项考察研究成果，受到国家科委、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和中科院的多项嘉奖。

    1978年，遵照中科院有关科研体制调整的要求，将冰川所泥石流研究室主要科研骨干调迁成都地理所（今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从此，我告别了兰州宁卧庄，告别了与我风雨同舟、奋战冻原和泥龙长达20年的伙伴们。

    五十多年过去了，昔日中关村、九华山和宁卧庄的生活情景，黄河队、冻土队、泥石流队的科考生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隐现。喜逢国庆、院庆60周年佳日，回忆往事，更加怀念昔日的老师和战友，文中提到的老先生、老师兄师弟，有的已仙鹤西去，离开人世，但他们所创建的科学大业，他们那种科学求实，无私奉献和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