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天石介绍，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为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

    台湾缺少研究抗战的人

    保存在台北的当时国民政府和苏联的电报往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命令等文件为揭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然而，作为抗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合，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在台湾却受到冷落。荣维木说，由于台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台湾研究抗日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转向台湾史的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与大陆的交流，为台湾日益萎缩的抗战研究提供了一块重要的再生土壤。据荣维木介绍，现在每年都有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会议也比较多，关于“战时外交”“汪伪政权”两岸都举行过专门研讨会。（112）#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010—63073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