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在台湾“3·19枪击案”一周年之际，由台湾民间团体组织了10万人大游行，抗议台湾当局领导人操纵选举，欺骗民众。图为一位市民手举标语牌参加游行。 新华社记者 赖向东摄

    近年来，台湾当局不断玩弄“政治侦防”、“绿色恐怖”、诱逼媒体等等手段来整肃对手、修理百姓、操纵舆论。曾经为民主、进步而斗争的民主进步党，却走向了专制与倒退，不仅民主的理念丧失殆尽，进步的目标也抛诸脑后，成为台湾社会衰退的总根源———

    一年前，台南发生了神秘的“3·19枪击案”，岛内不少民众认为，这是陈水扁为赢得选举而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是开民主的倒车。一年后的3月7日，台湾“高检署”在涉嫌枪手自杀、凶枪未获、遗书被焚、举证不足的情况下，宣称“3·19枪击案”侦破取得重大突破，岛内民众更质疑，如此结案，不啻是对民主的戏弄。

    一年来，岛内民众在对枪击案真相穷追不舍的同时，更对其戕害民主给台湾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深刻反省。台湾当局领导人向来以肇建岛内“民主奇迹”自欺且欺人，李登辉晚年以“民主先生”自居，夸口开了民主先河；陈水扁以“民主斗士”自封，吹嘘实现了历史性“政党轮替”。终于，两声神秘的枪响，向世人宣告了所谓“民主奇迹”的猝然而死；悬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台湾民主死了”的巨幅标语，更是一语中的，震惊全岛。

    民主“猝死”有因由

    回首“3·19”扁吕在台南扫街拜票的情景，数以十万计的选民前呼后拥，摇旗呐喊，把象征所谓民主的选举造势哄抬到了极致。众目睽睽之下，那两声宣告民主“猝死”的枪击，竟然是以戏剧性的擦破肚皮、碰伤膝盖的结局收场。岛内民众相信，“3·19”闹剧开了民主倒车，而民主的“猝死”其实亦有其因由可寻。

    台湾民主不堪一击。“3·19”两声枪响在瞬间煽起了部分选民所谓的悲情，从而改变了岛内标榜民主的投票趋向，原本蓝强绿弱的民调态势，即刻出现颠倒翻盘。这一大逆转发生在距实际投票仅仅十多个小时的一瞬，民主之脆弱可见一斑。

    台湾民主面对手持棍棒、盾牌和高压水龙枪严阵以待的“国家机器”，既无力又无助。当数十位大学生静静地坐在广场为民主而绝食抗争的时候，执政当局根本不为所动，这同国民党专制统治视百姓如草芥如出一辙。抗争学生未必能够了解，当年“党外”人士向国民党争民主的时候，面临的也是这般严峻的对峙；而今民进党执政，民主依然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挥舞着的棍棒和高压水龙枪，受伤流血依然无可避免。

    台湾民主亦十分无奈。执政当局随心所欲操纵民意，搞名目繁多的选举秀和花样百出的“公投绑大选”，让千百万选民围着他们的指挥棒，不得不去做毫无自主性和选择性的跟进。

    当人们质疑陈水扁的枪伤，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要扒陈水扁的裤子“验伤”的时候，民主的基础———信任已不复存在。

    给民主穿上防弹衣

    岛内曾有人建言给民主穿上防弹衣，这确乎不乏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其中透露更多的则是台湾民主环境之险恶。回首近年来台湾当局不断玩弄“政治侦防”、“绿色恐怖”、诱逼媒体……，以种种渐进式毁灭民主的手段，来整肃对手、修理百姓、操纵舆论，台湾民主早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

    “政治侦防”，整肃对手。这里既包括对大陆、港澳入台人士的“提高警觉”，也包括对岛内接待单位、接待人士的“忠诚查核”，甚至包括对在野党高层人士的“监听”。众所周知，岛内七大情治单位都有先进的监听设备和完善的监听技术，每逢台湾选举就会曝光数不胜数的“监听”丑闻。这种利用“国家公器”打击异己的做法，不啻开了民主的倒车。

    “绿色恐怖”，侵犯人权。为补选某县县长，台湾当局竟然出动了“内政部”、“法务部”、“最高检察署”、“调查局”、“刑事警察局”等大批人马进驻，完全无视并侵犯当地居民的居住权和行动自由权，书写了人权史上黑暗的一页。诸如此类的“绿色恐怖”事件，在岛内各地可谓屡见不鲜。

    诱逼媒体，操纵舆论。台湾当局一方面抛出“媒体广告统一采购费”，诱之以利；另一方面又动用公权力向不甘就范的媒体挥舞“大棒”，压之以威。“文茜小妹大”节目的停播和诬告《联合报》涉及诽谤，即为信手拈来的两个例子。动辄得咎的媒体，自身尚且难保，又遑论捍卫民众的民主权益。

    无疑，上述渐进式毁灭民主的手段，仅为冰山一角，但其祸害却比轰动一时的枪击更加致命。台湾民主即使穿上防弹衣，也根本无法抵挡这种渐进式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