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最高法院”以类推适用方式，将大陆公安警讯、检方侦讯笔录，视同台方的警讯、侦讯笔录，可以采为论罪依据。

    报道称，尔后，因“证人或共犯在大陆，被告在台湾”，难以论罪的两岸刑事困境，将不会再出现。

    报道说，以往罪犯若分由两岸司法逮捕、侦讯、审判，因两岸欠缺刑事司法互助法制，致使台湾法官引据大陆公安警讯笔录、侦讯笔录、审判笔录、死亡鉴定书为论罪基础，在台湾引起适法性争议。“证据法”上的困境则在于：大陆公安并非台湾的司法警察，检察官也非台湾的司法官，大陆更非“国外”。因此，若采严格解释，证人或共犯在大陆接受公安讯问制作的笔录，甚至检察官、法官的讯问笔、鉴定书，这些大陆司法文书均无法采为证据，罪犯难以论罪，有失社会公平正义。

    台湾“最高法院”为了解决此项困境，不得不以类推适用方式，勉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五九之三条的规定。

    据台湾“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三条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例如证人或共犯)，在司法警察或检察官前作证后，因滞留岛外或所在不明，以致无法传唤或传唤不到，其证词若有特别可信者，虽属传闻证据，但可例外采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