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香港回归10周年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纪念日。经历了10年风雨洗礼的香港，其回归和“一国两制”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如何？香港是如何顺利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并战胜禽流感和非典危机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香港今后的经济前景到底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独家采访了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陈志武博士。陈志武是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目前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记者：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您认为“一国两制”实施10年来，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
陈志武：在过去10年里，虽然出现过几次挑战，但在没有出现大的持续性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一国两制”运作得相当顺利，香港独特的法治体系和开放的新闻媒体基本被保留，并且还有许多好的发展，香港民主进程也在加速。这些为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条件，我相信法治秩序、权利意识已在香港扎根，香港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会进一步完善。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异，过去10年里也的确有许多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对大陆太重要，如果“一国两制”出现问题并让香港失去活力，那会是世界所有华人的损失，也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的障碍。
第一，由于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套宪法法院体系，人们对于违宪行为、对有悖于宪法的行政决策或政治决策，还没有一种公正可靠的司法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一国两制”被任何方抛弃或违背时，另一方靠什么来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尊严和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际舆论和香港隐含的中国经济利益是“一国两制”的主要维系手段。这种“宪法法院”真空是港人某些忧虑的起因。
其次，2003年“非典”之前后，内地政府通过珠三角经济特区等政策给香港提供许多实惠，想以此帮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可是，这些好心之后，香港人还是于2003年7月1日上街游行，加上香港的其他回应行为，让内地体制内外的人都感到困惑，好像觉得香港人很不领情、很忘恩负义。那次经历让北京以及其它内地的许多人感到伤害。我觉得那次经历非常说明大陆对香港社会的变化缺乏认识，以致于发生那么大的误会。
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制造业和农业还占相当的份量，到1980年，香港GDP有近1/4在制造业、矿业和农渔业，超过25%的人从事这些劳动力行业，更多的人也只是开些“夫妻店”。可以说，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更多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那时候的香港人或许更看重实际恩惠，容易被物质的东西满足。
但是，自80年代初开始，制造业慢慢从香港往内地转移，到2006年香港服务业已经占到GDP的91%，制造业下跌到不足4%，所以香港社会已经相当白领化，基本衣食住行不再是问题。更何况，70年代、80年代许多香港家庭把小孩送到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即使不留学在香港本地大学读书，新一代的香港人跟他们的父母辈相比，在权利、民主、自由的意识和文化上已非常现代，这几代人从小就不为温饱担忧，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更看重文化以及权利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经济上的恩惠重要，但还不够，他们更看重那些非物质的价值。
可是，香港这些社会结构与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内地有关管理层所没有认识到的。所以，前些年，内地是一种想法、一种价值体系，而香港人是另一种价值体系。对于一项政策，内地人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而香港人的反应可能很消极。我希望我们能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这就涉及到对香港的研究问题。以往对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观的研究就更是缺乏了。实际上，香港的传统就是自由经济、法治下的自由社会，不干预反而她会更好。香港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的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香港本身就是中国人的财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能够保留这笔巨大财富的制度架构。
记者：香港回归后不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顺利闯过亚洲金融危机？
陈志武：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韩国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主导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之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相比之下，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香港是内地和外国跨国公司都能接受的中间商，中国的外贸越多，香港的商机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没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经济老大哥”在边上，靠一个这么大的“老大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再次，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它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前后，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它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它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外资资本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