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到1949年，在整个中国知识界存在着两个去向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政治力量的决战阶段，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包括梅贻琦、傅斯年、钱穆、罗家伦等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东渡台湾。而像胡适这样既不愿意留在大陆、又不愿意前往台湾的学者，所做出前往美利坚大陆上度过余生的选择，是不是一种中庸而又无奈的举动？

    这种选择正确与否，作为晚辈，在历史语境还没有彻底变化的情况下，自然无法评说。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最近的一则新闻，则让我们注意到知识分子的西渡和回归。最近有台湾教授已决定赴大陆高校专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霍德明6月28日晚在北京时，证实他已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全职；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朱家祥也向台大辞职，近期将赴北大专任教授。

    其实台湾知识分子回归大陆不算什么新闻，因为在90年代初，就有不少台湾高校的著名教授频繁到大陆讲学或者授课。而台湾学生赴大陆的高校求学也逐渐转热。在去年宋楚瑜赴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一位清华的台生就向他提出了台湾学生大陆学历认证的问题，足见两岸学术互动已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霍德明、朱家祥们与60年前的前辈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篮球渡海峡的北大教授林毅夫都不尽相同。如果说梅贻琦、傅斯年等人在当时政治情势下的选择是历史的玩笑，而胡适远行美国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孱弱，那么今天的台湾学者们，则更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自然迁徙。这种迁徙，与政治风气有关，也与社会发展有关。

    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最脆弱、也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就像我们中学时学到的变形虫一样，能够感觉社会政治每一点细微的盐分刺激。因为他们实在是离政治太近，也太敏锐了。因此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选择就成为衡量社会变化去向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两岸过去的近60年中，知识分子的流转都是必然的事实。

    不过知识分子的流转，也是一种无奈和虚弱的选择。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选择离开者往往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小楼心态”也在台湾遭遇过学术研究的困境。就父辈长期了解的古文献与考古来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可谓是全体精英搬到台湾，但是古文献和考古的资源毕竟在大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竹简、甲骨文、三星堆等文物文献频繁出土和再解读。大陆年轻学者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与丰富的研究资源不可分离。而台湾学者感叹说，台湾空有精英，缺少的正是这样富足的资源。

    大陆有资源、有内容、有活力，甚至其自身都是社会学者们值得研究的巨大对象。这是台湾不少知识分子在大陆参观后的真实体会。在大陆蓬勃的学术空气中，更多的台湾知识分子看到了可以突破的契机。当然，台湾岛内社会目前的现状也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大陆作为新的发展空间。

    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三次巨大的流转浪潮，每一次都与政治变革有关。20世纪初，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形成巨大的现代化浪潮可被视为第一次；抗日战争中，许多学术精英远涉山水抵达西南，组建西南联大则可被视为第二次；国共交战后期，大量知识分子东渡台湾，则可被视为第三次。今天不少台湾学者西渡大陆，重新开启两岸学术交流的大门，尽管还不是一次巨大的流转浪潮，但却是一次重要的合作契机。（胡一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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