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朱洪海/台湾报道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缺乏基础性的通盘了解，既是知性，也是感性上的一项缺陷

   柏杨，上个世纪80年代携带着他的"酱缸理论"，和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鞭挞，旋风般地从中国大陆思想界滚过。如今，83岁的他，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以一种老而弥坚的姿态，缓缓地和记者聊着中国人、中国历史。

柏杨（资料图片）

    《?t望东方周刊》:当年你入狱10年，于是10年着史，有了《中国人史纲》。文王入狱而有《易经》、司马迁入狱而有《史记》，狱中着史，好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当年你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大工程，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半路醒悟可以做成现在这样子的？

    柏杨:大家都说，如果司马迁不坐牢、不受苦刑，就不会有《史记》，但我要说，一个有远见的治国者，宁可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可以用冤屈的手段、用残酷的刑罚对付一个人，让他身体上痛苦、精神上绝望，用这样的代价来创造一部历史，实不足取。

    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狱中著书的经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狱中如何度过。以近期来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注:大陆译作索尔仁尼琴），曾将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受到举世瞩目;捷克前总统哈威尔（注:大陆译作哈维尔），也曾有一部闻名世界的作品——《致奥尔嘉的信》，这是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集，其中并不只是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有他的思想陈剖、关于他的戏剧写作理念、检讨之前作品的种种缺失，以及未来他构想中的作品……他在狱中还指导妻子如何生活，包括如何修热水器。

    我写《中国人史纲》是不得已。其实，人生不要说在狱中，就算是在狱外，完全是个自由人，说到对人生未来的规划，恐怕都是不容易。我在绿岛狱中，一个海浪滔天的孤岛，夏天像烈火灼烧，冬天带咸味的寒风砭骨;囚室中的生活条件也不是我们在某些西方电影中看到的，每个人可以拥有一张桌子……那是一个大、小便与盥洗同用一个坑洞，非常没有尊严、不讲卫生，又不稳定的环境，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安排的余地。有时囚室中人满为患，睡觉时身子都不能伸直;有时人少一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读书，有时候可以看一些古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准看。在那样的情形下，实在说不上什么雄图大略、要为中国人写出一本史书云云。在狱中的漫漫长日，没有边际，我努力把握住任何一点能读书的时间，驱赶绝望，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形下,我选择了读《二十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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