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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我仍然相信：共和国每个国民应该享受同等权力和义务，这是它的体制所决定的。最能体现的地方：是每个国民应该享有对社会“物质文化”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七年了，“绝对政治化”的社会也好，今天服从于“绝对个人化”的社会也好，对于国民们如何享有自己应该得到的“消费”，我们从来没认真讨论过。

    过去的“民众消费”，是严格跟你的政治身份走的：“首长”离上班地方再近，坐小轿车谁也不会异语的（虽然还有的“首长”受良心和传统会自律）；你是百姓再重要的工作，也不允许你享有小轿车。反过来你的享有便是你的政治身份象征，毛泽东在答李庆林信中承认“我们还实行八级工资制”，当时工人级别也是不可动摇的身份象征。

    “民众消费”又受“国家”计划控制的，说穿了便是搞计划的人控制，城市居民每人24斤，一年每人一丈多布，一人一月3两肉，3两食油（当然不同地区大同小异）便是居民的正常“消费”了。当生活彻底失去了自由支配权的时候，容易让人以为：那个时代步伐“多么一致”，但出除了生产率差异在与世界加大外，人们的精神、物质财富是匮乏的，人们的“需要”是被分配的。

    如今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恐怕谁都无法否认的。政治高压是没有了，但是，社会中曾经人们期盼的“国民消费需要”无意地“人的欲念”观念替代了。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满足于广大民众的“需要”，反而让国民期盼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以随便从报导中找到：甘肃省一位孩子读书成绩好，父母高兴，等到考取大学，父亲自杀了；湖北的一个靠“业余”捡垃圾供自己读上大学，还将一个从小被拣来的妹妹带到大学，让她也可以读上书……这些人都有一个简单不过的愿望：需要正常地生活。

    中国社会到了今天，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十分丰富了，中国的学校也很多，医疗条件也在提高。

    中国民众也普遍富裕了，市场上富到了卖一万元月饼，出几万元的白金书，买几百万元的宝马车，住上千万元的住宅……应有尽有。

    可是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照样有“路有冻死骨”。应该看到身边的弱者、贫困者、残废者、体弱无助者、生病无助者们的困难，还有我们有意无意地在给他们的伤害。我说给他们的伤害就是社会、富有者、掌权者对他们的疏忽与冷漠。他们想讲又讲不出来，想诉又诉不了。总之他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需要”，不仅对“物质”的匮乏“需要”，还在于受到“物质文化”制约下的“匮乏”---一旦他们在他们面前的都是无法攀援矗立的壁垒，那么他们就彻底绝望了。

    我还是援引徐贲先生看到的一个故事结束：

    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嗫嗫地说：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法官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

    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了五美元，然后递向各位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的城市。

    贫困是一种社会之恶，不仅是犯罪之恶，还是人们冷漠之恶，是我们应该谈谈让民众需要的时候了，一个缺乏思考民众需要的国家，还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去论坛回复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