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任何一次红了眼的赌博都将以惨败告终一样，期货市场上更是这样。由于期市风云的变化比股市更加诡谲，风险也更大，除非的确有需要，一般而言，没点韬略胆魄的人是不敢入内淘金的。

    但是，人注定是要分成三六九等的，所以我们便看到了宝钢权证虽有双重风险警示，但依然有人乐此不疲地上下炒作，且无人抱怨。这与我国股市被人经常抱怨形成鲜明对比。为何？就是因为风险大家都知道，只要监管层制定的游戏规则符合“三公”，没有黑箱，那么风险也便是绝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了。在期货市场中参与“零和”博弈的人们对此更是熟捻于心，甚至早已视风险如生活的一部分了。

    刘其兵就是这样的人。出事之前，他和巴林银行事件中的里森、住友事件中的滨中泰男以及中航油事件中的陈久霖一样，都是“优秀交易员”，都有些视风险如粪土的味道。但常年在风口浪尖冲浪的工作特性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却最终让他们走上了“成名”的道路。然而，仅仅是前述两个原因，还不足以构成“事件”，更不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个人的“擦抢走火”，充其量也就是他们自己“倒霉”罢了。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他们个人的“倒霉”暴露出方方面面监管监控的漏洞。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供称，其在“2004年10月3日就开始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如果那时决定斩仓，整个盘位的实际亏损可能不会超过1亿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团才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再加上其后在“请示”问题上一再耽搁，“结果，本来可以通过谈判争取到的利益和减少损失的机会就因此丧失。”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2004年春天的一个关于企业“走出去”的国际论坛上，中航油集团总经理兼新加坡公司董事长荚长斌还曾大谈新加坡公司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说本公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

    无独有偶，据业内人士介绍，在本次国储局期铜风波之前，国储局对交易员在LME的交易也有“严格的监控”，且因为我们是缺铜国，严格讲来“只能买不能卖”，但刘其兵还是把10－20吨期铜空单抛向了市场，其间数月之长，竟然无人查知！而据报道，在此前的2004年上半年，仅有的另一名交易员却被国家储备中心剥夺了下单资格，直接导致了1年多来只有刘其兵一人有下单权。

    肩负国家重责，身在风险之巅，却大权独揽，缺乏监督，本已畸形的“两人制”变成了“一言堂”，刘其兵又怎能独善起身？

    独立难支是可以想象的结局，而利令智昏则更合乎常人的猜测。试想，国内券商在数名高管“主政”的情况下尚可合谋建起“老鼠仓”，刘其兵“一人独大”又如何能摆脱利益的诱惑？而1年之间，又是谁在纵容他如此逍遥地代国家操控期铜买卖？是“研究研究”的体制？还是个别不负责任或者同样利令智昏的“领导”？刘其兵如今失踪了，但刘的“不幸”难道仅仅能由其个人负责？

    事实上，在出事前的众人眼里，刘其兵是个绝对的幸运儿。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机关工作，且供职的是人们眼里掌控紧俏资源的“肥差”；仅仅36岁的“刘处长”被人誉为“近两年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就更不是一般公务员所能想象的了。然而，看过刘其兵的履历，难道便无人质疑他控制风险的能力么？绝非如此。我国期货圈里便有资深操盘手表示，刘一帆风顺的履历恰恰是他走向失败的最大原因。

    当然，个人的禀赋、性格、履历在巨大的利益和风险面前都是次要的，科学的监控机制才是我们必须拥有的现代管理手段。但我们看到的是，刘的“本单位”对其缺乏必要的监控，而拥有期货监督资格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却根本就管不到刘其兵所在发改委物资储备中心的期货交易问题。

    不仅如此，在央行和各大商行中普遍进行的衍生品交易等，也都是证监会期货部监管的“真空地带”。顺此推理，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出许多证监会期货部门这个专门监管“期货及其他衍生品交易”的部门不能监管的死角！

    国储期铜风波还在进行中，国储局还在以2吨/次的速度抛铜，能否通过抛售压力压倒国际投机基金尚在未定之天。但不管怎样，刘其兵的“失踪”已经为我们的政府监管敲响了警钟。此时，我们的政府和大型国企最应当考虑的，是今后能否避免产生第二个陈久霖、第二个刘其兵。

    我们更应想到，在体制转轨的市场化过程中，我们的政府机构到底还有多少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还有多少该监管的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市场经济在释放出人们极大能量的同时，也释放出了原来被计划压抑着的很多私欲，并暴露出了众多转轨过程中的权力真空。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去实施有效监管呢？(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