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指向的宏观调控

    劳动部门显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劳动部门要求对垄断行业进行限薪，自己却说不清楚哪些行业是垄断行业。

    “这里只有一两句简单之极的提法，并没有具体确定哪些行业是垄断行业，哪些不是”，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企业工资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样一来，你敢说电信业是垄断行业吗？”

    诚然，在不少行业如民航、电信业内，体制日渐多元化，既有国家控股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具体说到一个企业，也有不好判断的时候，“比如鲁能集团公司，我就不明白它到底是电网还是电站，既有垄断成分，同时又是上市公司，也是多元化，不能一概而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员李兆熙说。

    即便如此，对于公认的垄断行业比如水电煤气和金融保险业，各地劳动局在接受采访时也态度迟疑，不愿做明确表态它们是否为垄断行业。

    这样一项没有明确所指的指导性政策制定出来后，被作为政府公告予以公布。但是，“执不执行是企业自己的事，即使工资高出很多，劳动部门也没有权力管，具体负责制定国企职工工资的是国资委”，各劳动局一致这样表示。

    面对这种现状，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处一名工作人员坦承，“毫无疑问，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

    不患不均，而患不公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杨圣明曾提出，应该对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加以限制。

    日前，杨圣明又进一步向中国《新闻周刊》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些收入不是通过相应的劳动获得的，比如通过偷抢或是贪污而来的，或是靠政策倾斜，即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与前者不同，后者属于合法收入。然而，“合法并不等于公平，超额垄断利润是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

    杨圣明又把垄断行业分为技术性垄断行业与政策性垄断行业两种。前者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行业，其垄断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比如说自来水只能由一根管道通到各家各户，而不能搞多家供应，全世界皆是如此；而政策性垄断则是由政策硬性规定所致，这方面行业有金融、保险、电信、民航等行业。

    杨圣明认为，解决垄断行业的超额收入不能一刀切，划定一个增长限幅就了事，不同性质的垄断行业应该区别对待。

    对政策性垄断行业，限薪无用，只能是加快改制，允许民营，使之充分市场化，便不再成其为垄断行业。

    而生产性垄断行业，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应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获取利润。

    超额垄断利润是有是无，是高是低，关键在于产品由谁定价、如何定价。“既是垄断行业，就没有竞争对手，电价再高，我也只能用它的电”，因此垄断行业的定价不能完全由企业自己说了算，而应由政府来调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给其职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资，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利润率，最后才计算产品价位，即生产成本加职工工资，再加上平均利润。

    公共产品定价的具体做法应是举行价格听证会，2002年前后，国家发改委曾就火车票价格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听证会，由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官员、科研人员等各方面代表共同协商，“协商结果没人满意，弄了两次就弄不下去，问题就出在铁道部的财务公布不透明，而财务透明是价格听证会的必要前提。”

    当记者问到，“如何将垄断企业的正当经营利润与超额垄断利润区分开”时，杨圣明说，垄断企业的利润如果超过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那就属于超额垄断利润。这时候，企业拿出一部分利润用于提高职工待遇，就是不合理的。（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