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问题，“中超之父”郎效农、欧巡体育副总裁姚震彦和恒大、国安等俱乐部高层等中国足球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建议。
首先，改革中超联赛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使中超公司成为独立运行的联赛管理公司，实现投资者和中超公司的目标一致。
其次，支持俱乐部拥有自己的主场并进行商业开发，以增加其比赛日收入，以支持俱乐部在财政上的良性运营。
第三，适时突破电视转播权叫好不卖座的现状，扶持播出平台，并积极成立中超联赛自己的制作公司，在视频权益营销上进行突破。
最后，对于没有资格选择生存环境的俱乐部来说，虽然各方面的制约都是现实的困境，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能否在现有条件下发挥出最大潜力，是中超公司和俱乐部管理层的首要使命。
近年来，中国足球言必称恒大，恒大现象虽然不可复制，但思路却可以借鉴。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下，俱乐部的股权结构怎么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如何改进，商业模式如何创新，都应该被中超俱乐部提到战略高度。
先天不足、多方受限的中国足球需要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改革，也需要超越和突破一般管理经验和思路的创新，更需要一批懂管理、有国际化思维的操盘手加入进来，充分发挥想象力，莫辜负我们身边这座“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