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过的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同事曾在背后笑他：“老郎的媳妇就是中国足球。”

    自嘲为“技术官僚”的郎效农曾经表示，在退休之前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推出中超联赛，二是组建起能够自我运转的中超委员会。2004年，老郎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但是中超委员会却是有名无实，致使中超联赛在第一年就面临被颠覆的风暴。

    2003年3月，郎效农担任中超筹备办公室主任。这个当时中国足协新成立的机构，创造了中国足协机关的好几个一：一个主任，郎效农；一个工作人员，毛卫民；一间办公室，伟图大厦302室。

    就是在一间办公室、手下一个兵的有限条件下，参考了英超、意甲等知名联赛，借鉴了近邻的韩日联赛的经验教训，2002年年底郎效农完成了中超联赛方案。

    就为了中超的标识，郎效农带着毛卫民，又找来两名记者帮忙，整整忙了两个月；为了确定俱乐部的企业法人性质，郎效农多次找经济学家、工商部门咨询；为了确定中超俱乐部财会制度，他又多次到财政部了解情况；为了了解国外联赛，他利用各种机会收集资料，甚至托记者出差时帮忙搜集……

    2003 年11月30日，末代甲A第30轮结束，历时十年的甲A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名词。那天晚上，在伟图大厦的302室里，郎效农说：“走过了甲A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将经历更加风风雨雨的中超联赛。”不幸的是，中超元年他的话就得到了应验，而且他越来越陷入了风暴的中心。

    郎效农以足协为家，这是足协工作人员的常识。但凡比赛日，或者他认为有加夜班的必要，他都会在足协办公室里过夜。十月风暴来临后，他更是几乎连续半月时间没有回过家，直到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议之后，他才回了一次家。

    生活上，郎效农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几乎不挑剔。如果晚上加班，老郎就会和晚走的记者一起吃饭，出门前必先问一句：“谁请客？”如果他请客，就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郎效农习惯到龙潭湖路边的小店里随便吃点，两三个人的消费大多在三四十元，超过五十元的时候很少。

    记者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4月，郎效农值班，他端了一碗白米饭，上面就放了两根红肠。和记者闲聊时候，只听郎效农抱怨过一次曾经随队到伊朗打比赛，当地人做的馍又干又硬吃不惯。听众们面面相觑：“能让老郎说难吃的地方，大家要多做准备工作了。”

    作为足协工龄最长的处级干部之一，郎效农的住房早可以换成更好的，但他不干。就是原来的那套房子，他也闲置了差不多十年，连他的邻居朱和元都看不下去了：“ 老郎，你的房子要不住，我帮你租出去。”记者帮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套房子租出去，十年的租金早超过十万元了。但郎效农摇摇头：“不租，就那样。”

    前两年车改，郎效农买了足协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他不会开车，就交给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下班接他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