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的人来说它像是宗教，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甚至就是战争。在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足球牵动着大批人的心，不可避免地，它也几近成为一种政治现象。毫无疑问它更是德国公众的一个话题。毕竟2006年世界杯将在这里举行———恰巧也是联邦议会进行选举的年份。而反对党已经在担心这一状况可能对红绿联盟政府有利了。

    《经济学家》周刊曾断定，在20世纪英格兰国家队的成绩与当时的首相能否再次当选之间有直接的联系。眼下还没有必要像该杂志那样走那么远。但是，对于下面这点不再有人持怀疑态度：成功或者失败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士气高涨或者低落。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涌现出了不少书籍致力于探讨足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例如，拿起《足球世界杯历史》的人很快就发现，自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世界杯以来，民族主义就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该书对1954年德国赢得世界杯冠军对战后德国的影响做了笔墨很重的描写。但这部由迪特里希—舒尔策·马尔梅林和胡贝特·达尔坎普共同撰写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表明，不仅胜利、失败也给民族心理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例如荷兰在1974年的决赛当中对德国的失败。

    而且，尤其是极权主义政权是如何滥用足球的变得明朗起来————不管关系到的是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还是1978年世界杯时期的阿根廷军政权。汉斯·莱斯克的《埃里希·米尔克、国家安全部与足球》一书十分适合作为这方面的补充。他对今天部分被理想化了的民主德国体育进行了仔细地审查，并细致地描写了东德统一社会党和国家安全部是如何操纵足球的。

    对足球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章描写的是60年代曾任驻拉丁美洲记者的波兰人理夏德·卡普希钦斯基（《足球战争》）。1969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世界杯预选赛引起了一场历时100小时的荒唐战争，数百人丧生。

    在拉丁美洲，足球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可能是如此的狭窄，卡普希钦斯基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相类似，亚历克斯·贝洛（《足球，巴西生命的艺术》）描写了1950年世界杯巴西对乌拉圭的失败是如何令整个国家瘫痪的：整整两年时间没有举行一场比赛。

    从足球当中也能看出社会的根本冲突和发展，富兰克林·弗尔在其《足球如何解释世界》一书中展示了这点。他借助多个例子表明，尽管全球化与球员转会国际化成为趋势，但俱乐部之间固有的受到社会影响的敌对化仍然继续存在。

    克劳斯·特韦莱特则认为，说到底足球只是反映现实的一种模式。因此，在其极富思考性的论述（《通往世界的大门———足球作为现实模式》）当中，他得出了下面这个简单的结论：“只要懂足球而且十分精通的人，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不会是漫无目的的。”

    作者还得出了足球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绝大多数为积极的结论。特韦莱特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足球被用来煽动民族情绪和稳定政权。而在民主制度下它的作用则是相反的，它化解潜在的战争因素并取代战争。同时足球也成为全球化和一体化效应的写照———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职业球员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实际上足球是平等的，因为它让不同出身、讲不同语言的人活动在同一个层面上。（作者　安德烈亚斯·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