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提法,用来形容“80后”、“90后”进城务工的人员。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逐渐登上城市这个舞台。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法制日报》为此专门推出“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生活调查”系列报道,以白描式手法,向读者展示这个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唤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同时试图寻求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生活调查　

　　梁忠良的办公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对面是同样高大的供暖中心锅炉房和耸立的大烟囱。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大大小小的电动三轮车。

　　5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天上断断续续飘起雨丝,北京城北边这片小空地的光线愈加暗淡。

　　皮肤黝黑的梁忠良接到记者电话,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别着腰包,从铁皮房子里钻出来,像一个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只有额头的反光和牙齿是白的。

　　这与他的职业有关。自2003年来到北京,梁忠良已经在快递行业干了10年。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仓管员到派件员,从“跑腿的”到如今“底下有6个兄弟”的小头目。

　　北京是一个庞然大物。10年里,梁忠良一直这么觉得。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在朝它靠近,但却从未想过,要在这里留下来。

　　更确切地说,是“从未敢想”。

　　在这座特大城市每一个细碎的缝隙和角落里,布满了像梁忠良这样的新生代底层农民工。“80后”、“90后”的年龄和相比父辈所接受过的更多的教育,本应让他们带着理想心高气傲；与土地和农事的疏离,也本应早让他们厌倦了自己身上“农民”的标签,但当面对这个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庞然大物时,他们却变得卑微如尘埃。

　　留在北京?

　　“是的,那是一个梦,但只是一个梦。”

　　弃学进京

　　因为家里穷,梁忠良的学,只上到了初二。那年他15岁。比他大4岁的哥哥则早已弃学多年。

　　“不想看父亲和哥哥那么辛苦。”梁忠良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成绩并不差,只是想早些出来分担家庭负担。

　　在家里打了一年多零工后,2003年夏天,梁忠良跟着哥哥南下北京。

　　从内蒙古东部城市乌兰浩特到北京,只有K1190一趟列车,晚上8点发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梁忠良兄弟俩坐了19个小时硬座,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南漂”生涯。

　　尽管只有17岁,但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梁忠良顺利进入了北郊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在仓库里搬卸货物。

　　“童工?那时候哪有人在意这些。”梁忠良说,只是瘦小的身板还在提醒着自己年龄的问题。“货很沉,常常搬不动。”而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在意。

　　他干得比任何一个同事都卖力。“有时候一干就是18个小时,冬天外面很冷,我们却热火朝天,歇下来的时候,衣服里面的汗全结冰了,我也没觉得冷。”梁忠良回忆,第一个月的努力,他拿到的工资是1120元。

　　梁忠良这一干就是7年。7年里,他没有逛过北京的任何景点,也没有正经回家过过一次年。“过年加班工资多一些,火车也挤,所以一般都是人家过完年以后,我再回家一趟。”

　　在这期间,梁忠良因工作表现好,被升任为一个分站的主管,工资从最初的1000多元,涨到了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