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李静想在距离家里最近的那所医院里完成检查，但很快她得到回复，现在进行预约，最早也要半个月以后才能排上队。

　　“脑部肿瘤怎么能等这么久呢？”李静急了。她急急忙忙在网上查了十几家医院的电话，并且挨个打了一遍，结果没有一家医院能预约到10天以内的检查，有些医院甚至需要等到下个月。有朋友建议，通过看费用更高的特诊、特需来预约检查，但她发现预约的队伍同样排到了两星期后。

　　“我之前知道北京看病难，却从没有真正感受过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李静说。她从没在这座自己喜爱的城市里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第一次去医院的挂号大厅，看到里面密密麻麻挤着的人群，她几乎“一进去就晕了”。

　　因为正常途径没有结果，李静和王楠只好想到了“找人”。可在北京呆了两年，除了同学、同事，他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李静后来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小卢就是在这个时候再次收到了王楠的QQ留言，向他询问是否有熟悉的医生。当时，走投无路的李静和王楠给很多朋友都发了类似的问题。

　　在小卢的记忆里，认识王楠的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向自己求助。之前唯一的一次，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王楠曾经打电话给他，希望借3000元。因为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一定要还上部分费用，才能取走自己的毕业证。

　　小卢当时并不知道，王楠正面临多么窘迫的境况：他的父亲因为脑血栓卧病在床，母亲则靠卖馒头换取些微薄的收入。在学校的几年里，他常拿奖学金，又“玩儿命似地”同时做4份家教，挣来的钱却大多寄回了家里。

　　同学6年，王楠从没跟朋友们说起过这些。小卢只觉得王楠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也很在乎别人的感受。事实上，在王楠取出毕业证、正式入职，并且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之后，他在第一时间就还上了这3000元。小卢算了算，自己当“债主”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他开口求助，我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小卢说，“这次也一样。”

　　朋友的帮助总算有了些效果。在反复托了四五层关系之后，王楠终于“插队”做上了核磁共振检查。

　　尽管终于享受到了“关系”的便利，李静却觉得，自己在心里更加痛恨这种现象。“所有人都需要关系来维持办事情的方便。”她表情严肃地说，“即使让我重选一次，我也不想去建立那种‘关系’，我还是情愿像现在这样生活。”

　　而现实却不肯给她太多反思的时间。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肿瘤比预想的更加严重。王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头晕，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这给李静的打击是巨大的。之前他们即使分隔两地，还背着债，可她总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希望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好起来。

　　“我从没想过会一下‘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了。”李静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虽然约上了核磁共振的检查，但因为换了医院，没有医生的指导，结果出来他们才发现，片子的清晰度不符合要求，还需要托关系重做一次。这一次，李静悄悄送出了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做上了。等到检查完了准备住院，他们又发现医院不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还要再次找人、托关系。

　　住院成了他们经受的第二轮折磨。如今，李静已经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纠结的过程，因为那本来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更何况，普通医院或者急诊方式住院并不困难，但却没办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好医生，他们这才选择了等待。在等待医院收治的日子里，李静说，两人体会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段时间，李静每天都和王楠窝在家里，帮他按摩手脚，给他读一些喜欢的文章，安慰他，或者听王楠讲讲自己的故事。

　　也许因为疾病袭来的无力感，王楠开始一点一点给女朋友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比如，中学时代，他每天用功读书，成绩始终是全校第一名，因为他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

　　很多事情是王楠原本从没提起过的。有一天晚上，他津津有味地跟李静讲起，自己上中学时，家里只有一张折叠桌，没有椅子、没有台灯，他每天写作业只能坐在床上，趴在折叠桌旁，就着屋里昏暗的灯光。有一天他去同学家，发现同学的房间里贴着明星海报，还立着一张很宽敞的写字台。在桌面靠墙角的位置，摞着课本，并且立着一排磁带。

　　“太带劲了。”王楠对妈妈说，“我也想要个写字台。”

　　但家里实在没钱买这些。妈妈只能到一个亲戚家里，讨来一张报废的桌子。因为太过破旧，桌子的一条腿都已经被砍掉，变成柴火烧了。妈妈就把桌子用砖头垫起来，还捡了个破台灯放在上面。从此，坐在这个“写字台”前面学习，就成了王楠童年一段“特别带劲”的回忆。

　　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小时候冬天的夜里，从公共厕所回到家，浑身冻得冰凉，然后爬上热乎乎的炕头。那种“烙屁股”的感觉，就是他对幸福最初的概念。

　　在李静看来，王楠讲述的语气“云淡风轻的”，好像根本不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可李静却是第一次详细地知道，自己相处了6年的男朋友曾经受过这么多苦，心里承受着这么多事情。

　　朋友们大多知道，王楠是个有心事的人。一位同宿舍的朋友回忆说，刚上大学的时候，王楠总是躺在下铺的床上，两手放在脑后，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毕业后，这位同学才从王楠的博客上看到，当其他同学为进入大学而兴奋的时候，王楠正琢磨着怎么用2000元生活费，度过整个大学4年——那是在高考结束后的学子庆功宴上亲戚们给的份子钱，也是家里最后能支援他的力量。

　　家教成了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他同学把家教当成体验生活，可王楠却拼了命地不断接活儿，最多的时候同时辅导三四个学生。到了大三的时候，因为专业课的需要，他能用攒下的2000元，给自己组装了一台最低配置的电脑。

　　不过，即使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也从没听他讲过自己的家庭。“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李静说。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段在焦虑中等待的日子，恐怕连身为女朋友的李静，也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王楠的这一面。

　　一个多星期的等待之后，王楠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李静给两人开了一个共同的微博，用来和朋友联系，并且记录两个人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给微博起名字费了一番功夫。一开始，李静想用“大熊牵着小熊走”，因为她最喜欢熊，而个子很高的王楠笑起来傻傻的，“也像一头熊”，大熊和小熊刚好就能来形容他们俩。但王楠却不同意用这个名字。那几天，他头晕、头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以后，可能我也不算正常人了。”他说，“如果最后我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我们就叫‘小熊牵着大熊走’。”李静尽量维持着开心的语气，“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