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津一位老母亲把自己的５个子女告上法庭，讨要精神赡养。这一诉讼获得了两审法院支持，精神赡养的具体内容和不执行判决的惩罚措施均被写进判决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因
精神赡养问题引发的纠纷和矛盾不断增多，已暴露出当前包括孝道在内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缺位，呼唤着东方文明古国传统孝道的复归。
“平时想你们却见不到，在公堂上终于见到你们了。”
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的80岁老人刘英（化名），膝下有4男1女。老伴30年前就已去世，刘大娘独守空房至今，没有经济来源，身患多种疾病，生活很难自理。
5个子女口头上答应赡养老人，但是赡养费给付一直不到位，探望老人的次数更少。疾病的折磨和思念的痛苦使得刘大娘越发憔悴。无奈之下，2007年7月，老人一纸诉状，将5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150元，平均分担医药费，并轮流到家中进行探望和护理。
“把子女告上法庭也是无奈。”刘大娘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含辛茹苦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到如今却落得生活、看病没人管，想儿女时连见一面都难。“我想你们啊，平时想你们却见不到，在公堂上终于见到你们了。”法庭上，刘大娘老泪纵横。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子女不但应在经济和物质上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而且还应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精神上给予慰藉。据此判令5名被告每月各自给付母亲赡养费150元，共同承担母亲医药费，并且每人7天轮流到母亲处探望和护理。被告如不按时到岗，必须给付母亲请护工费用280元。部分子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为了保证判决效果，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引入了回访制度，这样不仅能督促子女履行义务，而且可以通过说服教育，让孝敬老人变成子女的道德自觉，尽量修复双方的感情。
新态势：从讨要物质赡养到主张精神赡养
“我们每年都会审理不少赡养纠纷案件，有的老人起诉只是为了见子女一面。”办案法官乔长荣深有感触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能很多子女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关心对于父母到底有多么重要。”
天津社科院曾对千余名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老年人的各项需求中，精神赡养需求要大大高于其他需求。
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依然停留在物质层面，很少探视老人并与老人进行沟通，这使老人常常感到孤寂甚至有被抛弃的感觉。“赡养纠纷案件的诉讼内容过去以追索赡养费为主，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讨要精神赡养成了新特点和新趋势。”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院长刘建国说。
随着年青一代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居住距离的拉大，我国“空巢家庭”数量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机会锐减，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受到了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人赡养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让父母吃好、住好的初始阶段，认为只要父母衣食无忧就不可能有苦闷，因此普遍忽视与父母的精神交流，对于父母要求回家探望或吃饭等要求，往往以“工作忙”搪塞敷衍。还有很多子女虽然知道老年人需要精神慰藉，但却专注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对老年人的精神需要视若无睹。
老龄化社会期待东方孝道复归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4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1%，并且还在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其中与儿女分开居住的空巢老人达2400万人。如果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极有可能诱发各种心理和生理疾病，影响家庭关系甚至社会稳定。因此，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实现老有所乐，就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要大力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今，孝道观念在一些年轻人心中已经很淡漠，老年人在家庭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丧失来自子女的应有尊重。“孝道滑坡暴露了当前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唐忠新说，当前不少人存在信仰缺失问题，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人情冷漠等现象重新抬头。
针对当前孝道滑坡的现状，天津社科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认为，政府首先应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有所作为，赋予孝道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并把其作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来抓。社会学专家郝麦收教授建议借鉴一些欧美国家的做法，在社区成立“道德委员会”，发挥道德评价作用，将精神赡养等道德表现与子女的职业前途、个人信用和社会评价挂钩。
同时，对于精神赡养还应从法律层面加以规范。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建援建议，相关法律可参照婚姻法中的探望权，规定老年人享有“要求子女探望”的权利，并对精神赡养义务的内涵、违法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
此外，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等专家还建议政府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模式，充分利用社区的地缘优势，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比如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服务；政府要加大对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站、文化活动室等场所的投入力度；社会化养老机构建设，不仅要着力改善硬件设施提高护理水平，更要下工夫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记者 刘元旭 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