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系指１８岁以下的任何人”（第一条），中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我国法律界定的未成年人是１８岁以下。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指的儿童是一致的。

流动儿童，是指跟随打工父母居住在城市、户口却不在城市的１８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是指未满十八周年，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的未成年人；凡年满１６周岁未满１８周岁，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除外。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的未成年人。

６月２８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透露，我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１．５亿人，近６００万孩子被带到了城市（流动儿童），还有２２００万孩子（留守儿童）留在了家乡，约占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１７％。另有数据显示，民政部门预计中国至少有１５万儿童因为贫穷、暴力和家庭破裂离家并流浪街头（流浪儿童）。其中，６岁至１６岁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占中国流浪未成年人总数的９６％左右，绝大多数是文盲。

流动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难在何处？从今天起，本刊连续推出“关注民生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共用一张书桌（资料照片）

“在北京上学，为什么让我回去高考”

“没有户口的孩子想在北京上初中，太难了！”在北京市大兴区卖水果的王女士一家，十几年前就来北京打工了，孩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现在面临小升初，能不能上初中，上什么样的初中，成了王女士的心病。７月１７日，她告诉记者：“因为户口不在北京，现在联系到的公办学校几乎都要求缴纳４万元至６万元的费用，我哪交得起呀。”

“我也不敢让孩子在北京读初中。”河南周口的赵师傅来京打工１２年了，边擦车边念叨，他女儿在北京读了两年小学，每年除了１０００多元缴纳学杂费外，还要缴纳２０００元“自愿捐助费”，这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今年，女儿就要上初中了，如果在北京读，每学期要缴纳４０００元“自愿捐助费”，上民办中学每年也要缴六七千元的费用，他负担不了，只好把女儿送回老家了，因为在老家能享受“两免一补”（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可是，把孩子送回老家，你们又回不去，孩子不就成了留守儿童？”赵师傅看了看记者，苦笑着说：“那怎么办，我得养家呀。”

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之难，不仅体现在初中阶段，在小学阶段就要面临同样的问题。记者了解到，在北京，流动儿童要想到公办学校读书，按北京市现有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家长必须办好“五证”：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家长拿着“五证”可以到所在的居委会办理“在京借读证明”，流动儿童才能到附近的公办学校学习。光是“跑证”就让很多家长“望而生畏”。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蒲公英打工子弟中学”校长郑洪表示，虽然北京市有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读书不收借读费，但是很多公办学校仍在变相收取。“这就使大部分流动儿童，只能转向打工子弟学校。”

然而，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也颇为艰难，资金、设备、人员等方面都背负着重重压力，获得教育部门批准的打工子弟中学更是数量稀少。郑洪透露，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获得合法办学身份的打工子弟学校共有５６所，蒲公英是唯一的一所中学。

上了学也并不表示没了后顾之忧。记者了解到，按照现行的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各大城市几乎都不能参加中考、高考。当记者询问孩子们对于“回原籍高考”的感受时，蒲公英打工子弟中学初二的小豪、小飞（均为化名）有些不敢相信：“我们从小就在北京上学，和北京孩子学的是一样的课本，为什么我们要回陌生的老家高考？就因为我们缺一个北京户口？”

郑洪校长对孩子的这种反应表示理解，“回去高考”，意味着孩子们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由于教材、老师的不同，很可能“跟不上”。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早有关注，他曾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及早重视首都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的建议》，他呼吁国内各大城市应对流动儿童在城市里接受高中教育后参加高考是否可行、如何落实的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对以后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平等就业的问题，也应给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制度设计，目前基本还是一个空白。

”父母东奔西走，孩子入学率低，辍学、失学比例高

尽管流动儿童在城里接受义务教育要面临很多难题，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仍愿意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且流动儿童的比例将会逐年增长。这并非记者的揣测，有以下数据为证。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告诉记者，他们２００６年调查发现，北京市近３５％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约６３％的流动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出生后跟随父母来到北京，还有１．２２％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及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之后才跟随父母流动到北京。而对子女未来的安排，近３１％的父母选择让孩子留在北京，近２８％的父母选择“看孩子的本事和意愿”，选择回老家的仅占８．０４％。“以后，学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将更加尖锐和突出。”

６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透露，我国由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１．５亿人，这些人员的子女，大约有６００万人被带到了城市。

据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预测，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达到３．５亿，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将达到１亿。

“流动儿童最基本的权利，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满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吕绍青告诉记者，她们在２００２年调查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时发现：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据抽样调查，在北京３００多万流动人口中，６岁至１４岁的学龄儿童占３．６％，达１０多万人，而其入学率只有１２．５％。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

流动儿童失学情况也十分普遍。从对２１个有失学儿童家庭的调查看，在不同的年级，失学现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级越严重。这一点与记者了解到的另一个数据不谋而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３年调查发现，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９．３％，全国有近１００万流动儿童处于失学状态。

“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他们的受教育权，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取决于社会能否为他们提供机会。”吕绍青说。

游走在教育边缘，流动儿童易产生不良情绪

北京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正准备上课。（资料照片）

“‘迷惘，困惑，为难’是这些孩子常有的情绪，大部分孩子不知道以后的出路在哪里。”郑洪校长有些焦虑，“初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如果不能接受教育，很可能在认知上产生偏差，严重时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陆杰华同意郑洪的看法，他说，大部分流动儿童“土生土长”在城里，对家乡的语言、生活习惯等都很陌生，甚至难以接受，他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不会将自己当做“乡下人”，在不公平面前，他们的对抗意识将大大超过他们的父母。“走出义务教育的流动群体，可能会因为受到歧视而对城市、对社会产生不良情绪”。

这些不良情绪，是流动儿童行为偏失的诱因之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流动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该中心受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委托，正在就流动儿童的“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展开调查。

流动儿童不该游走在教育边缘，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循序渐进地解决”，陆杰华委员说，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政府该提早做制度设计。如果想留下这些孩子，就要想着如何解决这些孩子将来的就业问题；如果想让他们回去，就应该想想疏导办法。

吕绍青研究员则给出了三条解决思路。一是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是同陈旧的户籍制度相适应的，是以城乡分割、区域封闭为基本特征的，这种情况已不适应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二是前几年，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有个政策上的限制，即要求流动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就学，在城市学校上学要收取借读费。２００３年以后，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国家宣布取消借读费。但是我们通过大量访谈发现，借读费、赞助费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收费仍然很高，这构成了流动儿童接受教育问题的基本障碍，从这个角度看，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学校的坚冰。另外，建议政府从政策上鼓励多办简易的、基础的学校，使“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更适合中国国情，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购买和享受到；三是规范打工子弟学校，地方政府既不能对其放任自流，也不能统统取缔，不留活口。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夏朝晖认为：“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６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按照规定，公办学校没有理由、更不能变相收取‘借读费’。有了好的政策，关键是抓落实，而现在的问题是落实上存在‘软执行’”，她建议，各地政府应该着力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尽可能给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相关链接：

■日前北京市教委表示，北京市将无偿提供一些富余且安全的公办学校校舍，给具备办学能力的流动人员自办学校使用。同时，政府还将新建一批临时校舍，采取租借等形式供流动人员自办学校使用。

■近年来，为了让流动儿童能享受教育上的“同城待遇”，长三角许多城市都采取了减免借读费、插班就读等措施，但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流动儿童入学问题使长三角许多城市正陷入“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作者: 郑赫南 刘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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