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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助中华文化四海生根

2017年02月15日 08:23:01 来源: 人民日报

 

  加拿大出版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资料图片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本报记者 李永群摄

  

沙特学者阿里·穆特拉非。 资料图片

 

 瑞典汉学家、作家林西莉。本报记者 黄云迪摄

  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都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们在海外研究汉字、出版中国图书,用真情推动中华文化,把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帕奇·亚当娜:推介优秀的中国儿童书籍

  “我要利用我的知名度,更多宣传和出版中国儿童书籍,和中国的出版界同行分享国际出版业的经验。”加拿大出版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对本报记者说。

  亚当娜在危地马拉出生长大,由于小学同学中有华人的后代,她自小就接触到中国文化。1978年,她在加拿大创立了Groundwood Books,立志出版加拿大一流的儿童书籍,也把世界各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到加拿大。

  早期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遭遇深深触动了亚当娜。她说,当初华人来加拿大修铁路,为加拿大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人都献出了生命。铁路修好后,政府却对留在加拿大的华人征收人头税。亚当娜主动在加拿大出版了一批真实记录了早期华人移民遭到歧视的华人作家的作品。

  为了把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加拿大,亚当娜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建立了联系,还与中国的出版界人士建立了友谊。2006年,亚当娜多次到访中国。她认为,中国一些小学鼓励孩子们为快乐而读书的做法值得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效仿。她还推动中国儿童出版界与伊朗、阿根廷等国建立了双向合作联系,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她眼中,一本好书一定不是为了说教而写。如果书中确有哲理,这些哲理也是通过人物和情节自然展现的。孩子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他们喜欢真实的人物,喜欢看书中的孩子如何走出困境,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成为快乐的孩子。她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任何主题都可能产生好故事,但是,无论什么故事都不能扭曲现实,而是要反映孩子的真实境况。比如,高洪波所著的 “快乐小猪波波飞”,故事的主角是只小猪,这只小猪遇到了各种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这样的故事能让孩子感受到那只小猪就是自己的化身。

  亚当娜坦言,向世界推广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其一是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群体,要找到合格的翻译很困难。建议中国效仿法国、瑞典等国对翻译工作进行补贴;其二是世界绝大多数非中文书籍都被世界六大出版集团垄断,商业化和同质化严重,比如《哈利·波特》《饥饿游戏》以及有关吸血鬼的书等都同时有几十个版本,要把一本中国书籍推向市场难度不小。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更加了解中国。这个想法使我知难而上,要把更多中国书翻译成英文。”亚当娜说。

  亚当娜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出版优秀作品,才能成为世界文学大国。“中国市场巨大,中国出版界不必追随其他国家的商业模式出版中国式的《哈利·波特》或《饥饿游戏》,完全可以出版更具特色的作品。期待中国作家们写出更多原汁原味的作品,把中国文学一步步地推向世界。”(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吴 云) 

  汪德迈: 用毕生精力研究汉文化

  走进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老先生的家中,如同置身书的海洋:从门口走廊边,到客厅茶几上、沙发旁,全是成堆成摞的书,大多是中文书,诸如《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华儒学通史》等,还有成排的《中国年鉴》。客厅墙上是一副中国书法对联,雕刻画面的牛角、中国瓷器、中国书简等工艺品随处可见。

  “我现在看东西比较费力,但还是每天读书,继续研究,也还在写东西。”汪德迈绕过一堆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向记者介绍,“夫人在世时曾抱怨,家里到处都堆着我的书,她都没地方放自己的东西了。”

  88岁高龄的汪老说起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仍记忆清晰。“我的第一位中国老师,是二战末期在法国留学的陈容升,他教我汉语,还写了一本《我说中国话》的手册。回中国参加革命前,陈容升把我介绍给法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李志华。”

  17岁时,汪德迈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同时学习越南语、哲学和法律。此后,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著成《法家的形成》一书。在亚洲生活的15年里,汪德迈都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师的饶宗颐还在自己家里给汪德迈“开小灶”,教他学习《说文解字》,识别书简、甲骨文。

  回到法国后,汪德迈于1966年在法国南部的埃克斯—马赛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那时,这所大学的校长不从事中国研究,但也知道中国将来要成为非常重要的国家,就在自己的学校开办了中文系。”汪德迈说。

  又过了七八年,汪老回到巴黎第七大学担任东亚教学与研究机构负责人,之后又到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儒家思想史。“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有研究中国佛教和道教的专家,但是没有人研究儒教,因此我决定教儒学的历史,就这样一直教到退休。”1980年,汪德迈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 “儒莲奖”。

  如今,汪老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走一走。“中国文化很有意思,比如它的文字是从占卜演变而来,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汪德迈认为,法国不少杰出的汉学家都是通过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属于“阁楼派”,他本人更愿意与中国人聊天、讨论问题。

  汪老上大学时,二战刚刚结束,中文系只有13名学生,现在,法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学中文的学生有大约5万人。“近年来,我感到一种变化,就是西方越发希望中国文化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帮助人类社会发展得更好。”

  汪德迈说,他这辈子除了研究中国,就没干过别的事情,“用一生来研究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事!”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永群 王 远    

  阿里·穆特拉非:从绿茶中感受中国之美

  “求知吧!即使知识远在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4年后,沙特学者阿里·穆特拉非切身感受到这句阿拉伯古训的丰富内涵。2015年,穆特拉非的著作《中国之美——长城与龙之间》阿拉伯语版正式发行。“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有义务把‘家乡’的风土人情介绍给沙特乃至阿拉伯世界。”近日,穆特拉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穆特拉非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次“美丽的邂逅”。穆特拉非的研究领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2008年,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在中国教沙特驻华外交官子女学习阿拉伯语,“既可以发挥本职特长,也能全方位感受一个遥远的文明”,穆特拉非很高兴地答应了。

  然而,在中国生活的前几个月里,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穆特拉非感到各种“水土不服”。在这里,人们吃饭用筷子,出租车一律使用计价器,休息日定在周六日……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品尝中国绿茶的感觉:“非常苦,和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阿拉伯国家,人们绝大多数喝的都是切碎的红茶,还会加糖来改善口感。

  舌尖上的“冲撞”并没有让穆特拉非气馁,他开始学着像中国人那样喝茶。“中阿两国都有‘苦尽甘来’这句谚语,”穆特拉非笑着说,“我当时就是抱着这个心态,从喝不加糖的中国茶开始了解中国的。”

  乐于包容,善于发现,求同存异,互学互鉴……从一杯茶开始,穆特拉非逐渐品尝到“中国之美”的甘甜。他说,从地理上看,中沙两国确实遥远,但双方在文化层面仍有很多共通的美。比如,北京牛街上的一些建筑具有伊斯兰艺术的审美特征,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从这些建筑中,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2012年,穆特拉非返回沙特后,他把自己在中国4年来的见闻记录成册——这在中沙民间交往史上尚属首例。在《中国之美》一书中,他从器物层面介绍了中国的美景、美食、中医、名著、音乐、传统节日等各方面特色,更从精神层面阐释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他写道,“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和谐’的状态。比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我与中国人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他们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了精华。而正是有了这些美德,民族才能进步,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尽管身在沙特,穆特拉非仍会在微信朋友圈和沙特一家社交媒体上,每天发布几条介绍中国的内容,和好友们互动,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我将继续向同胞们介绍中国。希望他们也能像品茶一样,感受中国的美。”他说。 本报驻叙利亚记者 宦 翔

      

  林西莉:推动西方世界认识汉字

  这是一间充满浓郁东方文化气息的小屋,墙上悬挂中国字画、窗台上陈列佛像摆设……一切都让记者备感亲切。瑞典汉学家、作家林西莉女士拎着中式茶壶缓步走来,给记者的茶杯满上水后,开始讲述她与中国文化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书时,林西莉上了一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课,就对汉语和汉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上世纪60年代初,林西莉跟随做外交官的丈夫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攻读汉语时,她机缘巧合地成为北京古琴研究会唯一的外籍学员,跟随溥雪斋、管平湖等大师学习古琴。这段日子被林西莉称为“改变人生轨迹的两年”。

  1971年,林西莉回到瑞典一所中学教书。当时,瑞典中学生在英语之外选修的第二外语大多是德语、法语或西班牙语,有18名瑞典学生申请要求学习中文。林西莉毛遂自荐担任汉语教师。学期结束后,林西莉和学生们联名给瑞典教育部写信,希望汉语班正规化,很快就得到了回应,汉语班也变成了“正规军”。

  她开始搜集手头一切与汉语教学相关的材料,包括在北京读书时使用的《现代汉语阅读》等教材,编纂成汉语班最初的教材。林西莉认为,学汉字不能死记硬背,汉字是象形文字,她将汉字横竖撇捺地拆解分析,向学生们形象地解释了每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学生们对汉字的理解也更深了。新学期开始后,23名选修德语的学生听说林西莉的课上得风趣,都提出要改学汉语。“当时,德语老师可不怎么高兴!”林西莉笑着说。

  林西莉多次往返中国,不断搜集新资料,在博物馆里探寻,去考古现场考察,向语言学家求教……她把研究考察所得与多年的汉语教学经验相结合,著成了《汉字王国》一书。这本书对200多个汉字的起源作了简明、通俗的论述,成为西方世界认识汉字的重要读物,并获得了瑞典国内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多国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如今已成为瑞典初等教育阶段汉语教学的教材之一。

  20世纪90年代,林西莉开始专注于《古琴》一书的写作。她曾经的古琴老师王迪给予了极大帮助。两人约定,当该书在瑞典出版时,林西莉就邀请王迪赴瑞演出。然而,2005年春,当林西莉再次访华时,却听到恩师罹患癌症的消息。看到恩师罩着呼吸器躺在病床上,她泣不成声。2006年,《古琴》一书在瑞典出版,再摘“奥古斯特文学奖”。瑞典文艺评论家认为,这是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古琴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第一本系统介绍古琴的文学作品。

  林西莉是严谨的历史学家,更是充满温情的教育家和作家,以她特有的方式,让中国文化的薪火在欧洲绵延。 本报驻瑞典记者 黄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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