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岩
摘 要：明清之际，西洋绘画传入中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经济发展，阶层变化，艺术赞助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民间画工的创造性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民间绘画吸取了西画的营养，呈现出新的面貌。民间积极接受和吸收外来艺术的态度，在传统思想统治下的明清社会，是非常难得的。
关键词：东西艺术交流；明清时期；西洋绘画；民间绘画；原因分析
The STUDIES on the SITUATION and REASON for the INFLUENCE on the FOLK PAINTING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Y from the WESTERN PAINTING
Zhao Yan
(Department of Art Stud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 king, China 210096)
Abstract: The western painting came into China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y, and had close touch with Chinese folk peop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change of the classes, the leading of the citizen's taste, the creation of the folk artists, some new features were showed in different kinds of folk paintings. The open attitude of folk people toward the new art took a very important role against the tradition society in Ming and Ch'ing.
Key words: ar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ing and Ch'ing dynasty; the western painting ;the folk painting
明清之际，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来到北京，将一幅天主像，两幅天主母像送给万历皇帝，使西洋绘画进入了中华帝国的核心--宫廷。在此之后切帕蒂尼、郎世宁、马国贤、王志诚等三十几个传教士画家相继来到中国，在宫廷中为皇帝作画，还教授了许多御用中国画家，使西洋风绘画在宫廷迅速繁荣起来。也许由于宫廷西洋风绘画向来为人们所熟知，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明清西洋绘画的影响只限于宫廷，如戴逸在《简明清史》中认为：西洋绘画来到中国后"只在宫墙内开花"。事实上，早在1565年开设绘画课程的圣保禄公学于澳门成立，西洋绘画便在民间埋下了影响的种子；1594年，圣保禄公学升格为圣保禄学院（又名圣母修道院和三巴寺），成为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艺术中心，为民间培养了最早一批掌握西洋画法的人才；此外，传教士们还在他们开设的画坊和工厂中教授西画；并通过教堂、书籍和各种活动促进了西画与民间的广泛接触。由此，西洋绘画在宫廷之外的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及至17世纪初便已"风行中国"。 [1]民间画工面对外来艺术的刺激，并没有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地做出反应，使民间绘画在潜移默化中体现出了新的变化。
一、西洋绘画对民间绘画的影响
西洋绘画传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积和准备，终于在明末清初在民间绘画中体现出了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在版画中出现。明清期间民间版画非常繁荣，在姑苏、河北、金陵等地都有很大发展，西洋绘画的到来为民间版画带来了新的刺激，并产生了新的影响，在现存的明代天启年间的金陵版《金陵图吟》[2](P.358)中对西洋透视的运用就是一例。这种影响一旦出现，便广泛地传播开来，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而从地域上讲，受到西洋绘画影响最大的要属苏州一带，明人唐志契在论及苏州版画时曾指出："苏州画论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适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准绳也。"[3]( P.306)在叙述中可以看到苏州画受到西洋透视观念的影响，现存清代苏州版《姑苏万年桥》是唐志契的评论的实例，从画面的构成看，底部的房屋，画面中央的街市、行人和远处的桥梁、船只构成了近、中、远三种层次，各个层次中物体的大小比例安排适当，房屋和桥梁的转折也有近大远小的变化，有明显的西方透视法的痕迹。在其它一些流传下来的清代苏州版画中，也可以看到西画的影响，如《西洋剧场图》、《泰西五马图》都是以西洋铜版画为模本，直接对其景物、构图、造型进行模仿的作品；《百子图》在背景中绘制了西洋绘画中的教堂等景物，呈现出西画趣味；《渔樵耕读图》以排列细密的线条刻画了近景池塘中的水纹、倒影和中景人物衣纹的明暗，与传统版画对物体的刻画方法很不同，带有明显的西方铜版画的味道。可以看出，明清民间版画，在西方透视法、光影造型法，和制版、色彩、题材等方面都对西画有所学习，对西画技法的借鉴上是比较全面的。
明清时期的民间版画大都不需太多版的套印，制作起来比较简单，与其相比，瓷器画与珐琅画的制作工艺则要复杂得多。瓷器画与珐琅画都是先颜料画在胎上，然后经过特定的温度烧制而成，其效果的好坏与颜料的化学成分，胎的质地，烧制的温度都有关系，一件好的作品往往需要多道工序和高超的技艺才能完成。在一些明清民间瓷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受西洋影响的瓷器画，例如在民间流传的，无款清嘉庆《粉彩凸雕婴戏图螭耳大瓶》上的画中，婴孩的头部和衣纹都有了明暗调子，是西方光影法影响的体现。瓷器画的影响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高峰，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讲到："乾隆大兴锦地花 ,参入泰西界画法……故一望其画，已知为某朝某代之器也。"可见，西法在乾隆年间瓷器画上的影响非常普遍，甚至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格，以至于使人一望便知道是"某朝某代"的作品了。有记载说珐琅材料是由外国使者带入中国的，如雍正时《广东通志》卷五十八就有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后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4](p.74)起初珐琅画是专供宫廷御用的，由于雍、乾时期珐琅彩器的烧制主要是在景德镇御窑厂进行的，并采用了官搭民烧制的措施，据有关史料称景德镇民窑工匠与御器厂合作者"目数千人"，因而珐琅彩绘的工艺成就及装饰彩绘艺术技巧，便得以在民间传播。到乾隆七年（1742年）时，诏令"御器厂烧造之脚货瓷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画珐琅彩器"由是日渐着"。[4](p.74)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撰写的《陶成纪事碑》对器皿上的西洋风格的珐琅画作了纪录，诸如"仿西洋雕镶像生器皿（五供、盘、碟、瓶、盆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在一只传世的1733年产于景德镇的黑彩珐琅汤盘上，我们可以看到"仿西洋"珐琅画的现实例子，汤盘边沿用墨彩画了珠江下游景色，其构图与传教士画家郎世宁1736年作的《羊城夜市图》构图上很近似，两者都以近处的街市为主，房屋密集，远处物体安排较少，使画面呈现出明显的上疏下密的特点，[4](p.74)这在当时西画法风行的明清时期，不能说只代表一种巧合，而恰恰说明了宫廷绘画与民间绘画间的渗透和影响，驳斥了西洋绘画只在"宫墙内开花"的说法。
与前几个画种相比，玻璃画在中国的历史比较短暂。在1786年巴黎出版社出版的钱德明神父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叙录》中，认为玻璃画"很可能是由欧洲耶稣会士引进中国的"。1950年乔丹在他的《18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中说："郎世宁神父是最早在玻璃上作画的耶稣会士之一。"看来玻璃画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开始的，它在到达中国后与中国画风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画种，但它的渊源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画的影响。器具上绘制的玻璃画华丽工细，颜色绚丽，装饰性强，在民间发展很快。1750年左右，广州兴起了装饰在出口或内销的家具上和自鸣钟上的玻璃画，在现存的一些海外私人藏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风格与传教士画家在宫廷内制作的玻璃油画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巧合；另外从18世纪中期广州出口的梳妆台书橱内上下两幅玻璃画，到同一时期同类家具橱门上的玻璃画，也均可见西洋画法的痕迹。这是几幅描绘中国口岸的风景画，画中的色彩华美艳丽，刻画细致，透视法的运用使风景中的水、地面和天空有着强烈的空间感，将口岸绚丽的景色描写得非常生动，其风格与欧洲的洛克克风景有相似的情调。[5]可见，此时玻璃画上的景色对西画的模仿已经非常逼真了。
18世纪，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东西交流状况的好转，贸易画繁荣起来。如果说器具上的玻璃画由于来源于西洋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西画的影响，那么贸易画中西洋风格的采用则多受到商业需要的制约。贸易画的销售对象包括外国人和本国人两种，由于其制作多由民间工匠完成，含有一定的民间趣味，本文将其列入民间绘画的范畴进行考察。通常由于贸易画具有浓厚的商业味道，所以一般来说其艺术水准并不很高。广州"十三行"是18世纪绘制专供输出国外市场的贸易画商行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其生产的绘画品种有油画、玻璃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等，题材以写实为主，包括典仪、事件、海事、屋景、人物、生产、花卉鸟兽、风俗信仰以及市井行当。这些外销画为了迎合外国人的趣味，画法上也采取了西洋技法，如瑞士赖色夫妇收藏的，画于1770年左右的清代外销油画《诺曼底海景》，是一幅根据法国黑白铜版画绘制的彩色油画，画中的造型完全来源于西画的透视法和光影法；许多内销的贸易画也为追赶时髦，采用了西画法，但这些内销的具有工艺色彩的贸易画，大都淡化了西方写实主义油画所具有的笔触表现性，而转换成一种中国式的民间欣赏群体所能接受的通俗风格。在商行之外，也有一些画工以个体为单位，为别人绘制西洋风格绘画，如闻名于18世纪中后期南方通商口岸的画家史贝霖，就受雇为许多外国使节和一些比较有地位的中国人画肖像，无论是他现存的作于1770年的《英国人像》，还是作于1800年的中国《行商肖像》，都是以西法入画的作品，体现出高超和熟练的技巧，画家在人物整体造型上非常简洁、概括，而在细部刻画上又非常精到，是一位在西法运用中，很有个人风格的画家。外销画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进入了繁荣的阶段，卫三畏在1848年写到，在广州，画工多达二三千人，某些从事绘画，而某些则在其他装饰工艺部门工作。[6]（p.175）奥斯曼德oo提凡尼在1849年记载："旧中国街和新中国街（广州市三行地区的靖远街和同文街）的画工是一个为数众多的阶层。"[7]（p.83）可见，绘制贸易画的商业活动在南方口岸已经蔚为风尚。
明清间西洋绘画对中国民间绘画影响持久，范围广泛，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于上海的月份牌年画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影子。月份牌年画使用炭精粉和水彩等西画法，更加发展和完善成为一种光滑、鲜艳、漂亮和喜庆的程序，使中国化的水彩画成为一种通俗的画种，以至于1949年以后，迅速普及到广大农村，甚至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地位。作为西方写实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化倾向的月份牌年画，其源头可上溯到明清时期西洋绘画影响在民间打下的坚实基础，可见孕育于明末，盛开于清代的西画影响的绚烂之花朵，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