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在人物画领域入手最早。早年的齐白石不仅绘制了大量的人物肖像画作品，更主要的是创作了大量的仕女画。这些仕女画的风格既受到了民间绘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清代江浙地区画家的风格启发。如《伏虎仕女》的仕女造型有黄慎、王素的特点，笔墨线条则掺入了何绍基书体的韵致；再如齐白石34岁绘制的《放风筝》、《玩铜钱》、《拍球》、《踢毽子》中，用笔多折行，逼似钱慧安；而更多的作品则通常将黄慎、钱慧安两家风范融合，而画出被当地誉为“齐美人”的动人样式。中年后的齐白石更钟情于女性形象的描绘，并把她们作为美与善良的化身加以颂扬，同时不断拓展题材，变化风格。《白衣大士图》慈悲含笑，情态动人；《红线盗盒图》描写的是唐代红线女为平息战争而盗金盒的故事，寄托了齐白石希冀天下太平、人间幸福的美好愿望；《黛玉葬花图》、《麻姑献寿图》中的人物宛若温婉纯真的少女，婀娜而美丽多情；而《抱儿妇图》则以日常习见之母子亲情为题，是对不加矫饰的女性质朴之美的赞美与肯定。除了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外，李铁拐、钟馗等神仙人物也是齐白石一生特别喜爱的画题，二者皆为容貌丑陋的神界人物。人们既敬畏他们的法力无边，又因为他们心地善良而亲近、赞颂他们。依据李铁拐、钟馗等在人们心目中的这些特点，齐白石做出了富有想象力和创作性的艺术实践，他不仅在造型上进一步将他们生活化、人间化，同时还平添了几分诙谐、几分幽默，甚至是几分揶揄、几分调侃。对社会、人生的不尽关怀与期待，令齐白石晚期的人物画出现了一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毕卓像》是以历史上的忠贤典范来反衬当时的腐败恶吏；《不倒翁图》以讥讽挖苦的方式揭露旧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而《牧牛图》则是对早年生活的一种唤醒与追忆，洋溢着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思。
齐白石的花鸟画构成了其艺术创作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观天地之造化”的齐白石自然达致“万物富于胸中”，而“腕底有鬼神”的无上妙境。画家善于因势利导地以一虫一卉的描绘，删繁就简地建构出微观而真切的花鸟世界，幅幅却又全无雷同相似之感。众香国中的牡丹、芍药、紫藤、牵牛、玉兰，与昆虫世界的蜜蜂、蜻蜓、螳螂、飞蝶，被组合穿插成一个个“形神兼备”而变化多端的造化奇观。齐白石更擅长作杂画，在此，飞禽走兽、鱼虾螃蟹每每是画面的主角，而白菜、葫芦、瓷瓶、瓦罐等，化平凡为神奇，屡屡登堂入室，这不仅展露了画家取材的百无禁忌与涉猎的广阔宽泛，也突显了齐白石的“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个性精神。在具体风格上，如早年的《工笔草虫册》笔致稚拙而天真浪漫，中年的作品则借古开今而“扫除凡格”，晚年的画作更是笔墨恣肆而戛戛独造。尤其是“衰年变法”以后的花鸟画作品，给人留下了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观感。其原因即得益于画家运笔驱墨、施彩上色的“百变神通”，工笔与写意甚至大写意的各体兼备，即便是同时处理同一题材，齐白石也能够变化出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如画四季花卉，能有新生、繁茂和凋零的分别，就是画秋天的残荷败蕾也能分出新秋、中秋和晚秋的不同。由此充分展现出齐白石的转益多师、兼能俱工，以及为造化传神写照的艺术精神。
在齐白石的绘画创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画的蟹与虾。齐白石画蟹除了源于生活外，其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也推动了风格样式的一变再变。他曾说：“余之画蟹七十岁以后为之一变，此又一变也”，“寄萍老人八十七岁所画，八十之前不能为也。”具体来说大概有三个阶段。早期蟹壳作墨团状；50岁左右画蟹则将蟹壳化为黑墨一团，既不能表现壳的凹凸不平，也难画出壳的质感，蟹之大钳往往开张，两眼近似逗号；55岁左右至70岁的蟹壳往往由数笔画成，蟹壳有明显的笔痕，而蟹之大钳不长，两眼呈细长形；晚期蟹壳往往画成三笔，每笔皆有深浅，蟹壳、长足皆有质感，用水墨法表现蟹足的细毛，堪称一绝，自成一格，是故齐白石也自诩道“老来画法无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在题《蟹》时也有“古今画蟹者神形俱似能有几人，非庵心忻于余，未足千古评定也”之语。
齐白石画虾，绝大多数为河虾，名为“长臂虾”，同样早期、晚期各有体貌。60岁之统称早期，但在早期中似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齐白石66岁时曾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浅，此三变也。”即50岁前处于摸索期，主要参杂古人笔意，不能生动地加以描写；50岁左右达到逼真；60岁左右开始出现深浅墨的变化，但整体而言仍是造型简单，墨色单一，较少质感，缺乏动感，过分追求“似”。70岁后统称为齐白石画虾的晚期，此时画虾以“白虾”为模特，又脱出形似的牢笼，笔下之虾造型各异，有笔有墨，虾须不直即倒，极富书法运笔的韵味，而动感、质感兼备，达到了神形俱佳的化境。
除了绘画，齐白石在书法、篆刻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书法刻苦借鉴古人，又不为古人所限制，创出别具一格的“白石体”。其书法演变大致有三个阶段，即单一摹仿期、多体摹仿期、化古为己期。40岁前为单一摹仿期。26岁拜胡沁园为师，其书法由馆阁体改为学习何绍基书体。40岁以后至60岁进入多体摹仿期，在这一阶段齐白石先后从金农、李北海等古代书家风范中获得灵感，不仅学其“形”，而且也力求得其“神”。齐白石晚年书法形成自己的面貌，其行书烂漫奔放，稚拙自然，气象旷达而排卮，独开生面；篆书则布白格局奇特，内力腾跃雄逸，创出一家范式；特别是题画行书，更是天然浑成。正如李可染所言：“齐白石的字写得很好，力能扛鼎，成就最高。”齐白石不仅是一位具有“神采”与“意气”的大家，可贵的是他还是“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的真正艺术骄子。
篆刻更能折射出齐白石的艺术气质及人生修养。齐白石视篆书为刻印的根本，他认为“根本不明，章法、刀法就不能精确，即使可得能够稍和规矩，品格仍是算不得高的”。其篆刻最早走的是丁敬、黄小松一路。后得《二金蝶堂印谱》，乃专师赵之谦的篆刻风格。后得见《天发神谶碑》而刀法一变，继后又见《三公山碑》篆法又为之一变。最后从石鼓文中得到灵感，篆法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最终形成朱文印笔画多瘦劲，尤得其“劲”；白文印笔画华滋，尤显其“厚”，“胆敢独造”，“超越千古”。
齐白石的艺术创作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而将如此多样多变统合起来则是齐白石对平凡朴素品质的秉持与尊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爱，它们构成了一条贯彻其创作生命始终的“剧情主线”。通过这些具体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回眸与前瞻，他的欣喜与悲情，他的牢骚与幽默，他的人生感悟与体会，都朴实无华、自然而然地熔铸于笔端，落实于画面，并提升为一种深沉凝重的民族情感，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种博爱的宽阔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