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拍卖市场的发展过程，如同从一出生起就略去了童年直接进入成年世界的孩子，以童工的水平，领着成人的薪水。

 　 在刚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会上，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币成交，成为世界上最贵的中国油画。之前3月底在纽约苏富比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亦颇多斩获，张晓刚的《血缘系列：三个同志》更以211万美元成交，继续维持其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的高价；“玩世现实主义”代表岳敏君和“超写实主义”代表冷军跟随其后，成为该专场的二、三名。

张晓刚的《天安门》以1804万港元刷新了其个人拍卖纪录

    去年底，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张晓刚的《天安门》则以1804万港币拍出，而之前的估价只有两三百万港币。

    在过去两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价格涨幅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诸如刘小东、张晓刚等领军人物的作品，几年前一幅几万、十几万元便可买到，如今则以千万元计了。这样的价格早已经远超过了画家本人的预测和掌控。

    中国当代艺术在几年间，走完西方上百年的路——这指的是艺术品的价格，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我们都非常惊讶，到了这个程度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解读。”佳士得业务拓展部(中国区)董事翁晓惠女士说。

    那么，是什么无形的手，在市场背后推起了这几乎世界画价最快的涨速。

　　20年前世界对它还一无所知

    艺术品价格的高飏，不只是卖家和买家之间的合谋，这主要受到艺术市场成长的推动，这个市场的决定元素包括为数众多的画廊和高端的拍卖行、博览会，以及诸多批评家、策展人的共同作用。在这个链条中，起主流作用的本应该是画廊，而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的急速增长，却跳过了画廊阶段，而是拍卖行发挥了更多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这好比中国当代艺术从出生起就略去了童年，在世界艺术市场体系里，以童工的劳动产值却赚着成年人的薪水。

    这种失常状况，与艺术市场的高度国际化，及中国艺术市场发育的迟缓密切相关。拍卖行的运作，在其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6年，佳士得把目光扫向亚洲，最大的目标是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当代艺术品才开始进入世界艺术拍卖的视野。

    佳士得是国际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百年老店。1766年由詹姆士·佳士得在伦敦创立，发展至今，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有80多间办事处，14个拍卖中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拍卖行之一。创下世界上最高拍卖价的拍品多出于此。

    2000年，常年在美国媒体行业工作的翁晓惠进入佳士得，让她有机会见证中国艺术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魔术般地发展。

    翁晓惠在美国读书时，学的是西方艺术与瓷器。她就读的美国高校和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一样——对中国瓷器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书画亦有些许介入，而对中国油画，则几乎一无所知。

    设“专拍会”推销中国“萝卜”

    在90年代之前，尽管佳士得、苏富比这类国际拍卖行已在香港设立分支，但基本上以古代书画和古玩为主，中国油画还乏人关注。那时，只有极少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懂得赴大陆，从画家本人手里拿作品(多为写实派)。

    “中国艺术品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跟外国艺术品在价钱上有极大差距，过于偏低，没有反映出其本身的价值，瓷器还稍好，尤其是画(价格低)。”翁晓惠说。

    那时中国油画价格低廉，买家也少。她说，当时收藏中国油画的买家主要是在台湾地区，其他则很少，这也是佳士得把“20世纪中国艺术”专拍设在台湾的主要原因。台湾一地的市场无法推动中国油画进入国际艺术市场的价格体系中去，相较于西方油画，中国油画仍然是如“萝卜的价格”。

    1991年，身处大陆的当代艺术家对市场还很陌生。据说，曾梵志在那时卖了第一张画，买画的是一位香港画廊老板。开价时，不知说多少合适的曾梵志让对方决定，画廊老板问2000元是否可以，曾梵志同意了，他觉得挺多。交钱时，画廊老板拿出的是2000美金。

    同一年，香港佳士得在成立之初，举行了全球首场“中国当代油画”专项拍卖会，并由此创造了第一个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那是陈逸飞的《浔阳遗韵》，以137.5万港元成交。刘小东、喻红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在那时开始被关注。

    同时，佳士得在台湾设立了办事处，之后持续10余年举办“20世纪中国艺术”专拍，徐悲鸿、吴冠中、赵无极等人的作品也都从这里走向“天价”。

    在这之后十多年中，内地也相继设立了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的拍卖专场，但总体成交额不高。据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油画部主管李峰统计，1994年至2001年，整个中国油画及雕塑的拍卖市场，年成交额平均约为1332.38万人民币，平均每场600余万。这样算来，一幅作品平均只拍出几万元人民币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