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品田
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加强国家综合实力是谋求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略。国家力量的当代衡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国家发展和国际政治中，文化已走向前台，文化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利用文化交流弘扬民族文化，宣传自己的国家，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是世界各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冷战思维并没有随冷战时代成为过去，与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相对应，文化主权日益成为国家间主权斗争的重要砝码。有学者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发达的全球信息网络带给他们的文化传播优势，一方面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输入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一方面竭力垄断和操纵国际舆论，利用文化手段巩固其强权地位，维护其全球利益，以至追求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在西方的文化渗透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格局遭到破坏，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不仅通过市场占领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更使其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一切最终会对民族的文化生存构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文化战略--捍卫自己的文化主权，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文化手段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强大冲击，避免被西方文明"格式化"的深重灾难--在所必然。
在艺术领域，实施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展览，尤其是大型展览。
现代展览样式和制度，缘自欧洲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需要。自1851年维多利亚亲王阿尔伯特创立"大博览会"后，各种大型博览会纷纷兴起。在博览会上，欧洲国家竭力炫耀各自的工业力量和殖民地的广阔资源。1895年，威尼斯双年展开风气之先，将艺术变成大型博览会，逐渐形成一种以欧洲中心为本位、以革命性的"现代艺术"为标榜的展览模式，西方国家于此进行体现其文化选择性的精神比拼与角逐。冷战时代，这种模式的展览尤其成为"西方"阵营宣扬其"自由"和"民主"，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施"遏制战略"的前沿营地。
在玩这种"软"力量方面，美国可谓高手。美国政府一贯重视以文化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这样表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不变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事实证明，在体现其"最高理想"方面，美国的文化战略是非常有成效的。二战以来，不甘做欧洲文化支流的决心，服务于冷战主题的意识形态，加上大把大把的美钞，使美国成为"抽象主义"的沃土和"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孵化器。通过强大的新闻帝国以及对各种艺术展览活动的操纵，美国大力扶植和推销体现其国家精神的艺术观和艺术样式。美国惠特尼双年展号称"驰向未来艺术探险号列车的火车头"，其口味于1945年"全部走向现代"，这以后，包括为奠定美国艺术霸主地位的抽象表现主义推波助澜，它不断打造本土文化英雄，推出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的艺术黑马。其2002年的展览，竭力提倡网络艺术、录像艺术和声效艺术等新媒体艺术，显然特别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试图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所带来的综合优势，转化为后冷战时期永久性的支配力量。美国不是艺术的神话，其决策者们（包括那些赞助艺术的阔佬）绝不会袖手旁观"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也绝不会客观反映"世界当今美术发展的面貌"，他们会用"自由"、"民主"这种具有明确政治蕴涵和战略针对性的概念而非"真、善、美"这类浮泛的词藻，强力实施其文化战略，最终把一切调理得合乎自己的口味。
今天来看，如果没有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也就不会有奥利瓦对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思路的调整。他提出的展览主题--"艺术的基本方位"，力图以"开放"的"新国际主义"营造"艺术领域中的和平游牧主义"（奥利瓦语）景象，表露了"西方"阵营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取得胜利后的一种"怀柔"性质的同时又是重点目标转移的文化战略姿态。然而，实际上，那条为中国当代艺术家铺设的"东方之路"却逼仄得很，那些"和平游牧"了一回的"中国羊"--通常被我们得意地理解为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国际文化格局中获得合法身份的标志，并没有被邀约表现我们的和平祖国意识，带回来的"新国际主义"精神却是："以西方现代艺术的规则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规则，是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面对至今还自以为荣获了"国际地位"的这种"胜利"，我们悲叹之余倒是特别佩服洋人文化战略意识的高超。"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中国的征略智慧，竟被他们发挥得这么好。
"文化的征服是人心的征服，人心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此话精辟。不幸的是，种种人心被征服的迹象，已在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为"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走向世界"一类的意向、主张或行为，一些体现所谓"普遍的语言规则"和"全面开放的姿态"的展品、方案甚至得到了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支持。这一切，包括"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实际表现，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理论界、策展部门似乎还缺乏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意义上来把握美术创新实践的明确性；缺乏在创作激励、遴选评价、展示交流、评论宣传等各个环节上体现应该有所明确的战略意向和策略。
作为第一次由政府举办的国际性质的双年展，"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会在未来更加明朗的情形中，显示为国际美术格局因中国崛起而始呈历史性变化的一个界标。有鉴于此，仅仅探询规模宏大的北京双年展取得了哪些艺术成就，无疑会蔽障它表现在更高层面上的文化意义。以目前的眼界来看，它的象征性以及应该由此引发的关于国家文化战略的思考，已经使那些仅仅关注艺术内部的任何价值判断都变得无足轻重。因为，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即这项大型国际性文化活动得以举办，这本身就显示了政府对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视和主动出击的姿态。我们当然为之鼓舞为之兴奋。
前提肯定是好的，组织工作也是出色的，但是，就切实体现国家文化战略而言，北京双年展的缺憾是明显的。譬如，尽管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办公室为本届双年展标志所作的阐释--"红色'√'形表示以中国文化立场和眼光对国际美术的遴选与评价的主裁权"，以及展览正式文案中的一些措辞，都似乎从字面上表露了一种战略意识和色彩，或者我们情愿往这方面去理解。可是在一些应该体现了"遴选与评价的主裁权"的入选作品以至获奖作品上，我们却难以解透这一切：我们究竟追求怎样的文化战略目标？我们究竟保持怎样的文化立场和眼光？我们究竟体现怎样的文化选择？我们究竟坚持怎样的文化导向？我们究竟希望国人接触怎样的"世界文化前沿"？……倘若以为提倡"架上艺术"就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显然不够"文化"；倘若以为把安迪·沃霍尔列入特展计划就是一种文化眼光的话，那么，这种"眼光"显然缺乏"立场"。
原载《美术观察》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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