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品田
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狂热的心灵意欲飞跃空间和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热望把他引诱到难以确定的视界。人们希望脱离世界，飞入"无限"，解脱身体束缚，在那星宿间的宇宙空间环行。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在当代视野中，整一部西方雕塑发展的宏观历史，往往以罗丹为界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大块：之前是古代希腊雕塑传统一脉贯穿的"古典雕塑"，之后则是各路大军或单骑独侠争相颠覆古典架构的"现代雕塑"。人们普遍认为，是法国雕塑家罗丹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如美国艺术史家阿纳森所言："罗丹在现代雕塑解放中所获得的成就，是属于第一位的而不是属于哪一类的。"（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
然而，历史长河中的文明推进，并不取决于突兀的个体创造，它终究缘自综合的社会力量。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西方雕塑发展史的现代捩转，应该说，并不是罗丹扭转了历史，而是他的艺术实践突出地体现了西方雕塑演变在当时的特定指向和要求。绵延整个２０世纪并持续至今的现代艺术运动尽管纷乱驳杂，却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基本意向：追求不受规范约束的无限空间。这种终究以个体生命力的自由表现为目的的超越要求，实际上也是贯穿古典雕塑发展过程并促进其形态演绎的"灵魂"。在这旷日持久的演变过程中，罗丹的雕塑实践正好嵌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推动西方雕塑发展的"狂热的心灵"，穷尽了限于"静穆的法式"的形态演绎，以至需要超越古典规范，在雕塑本体之外继续张扬其自由表现意志。
在西方雕塑发展史上，古希腊雕塑代表着一种美学高度。它所确立的原则或规范，对后来整个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它不仅作为人文主义精神的象征，直接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新古典主义雕塑艺术的价值取向，而且，还作为雕塑范式为整个古典雕塑的形态演绎提供了基本框架。
1775年，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发表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他在文中指出："无论是就姿势还是就表情来说，希腊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个著名的论断从此成为对希腊雕刻艺术的经典阐释，"静穆"也被奉为古典艺术风格的最高表现。在分析中温克尔曼认为，静穆的古希腊艺术"表现出伟大的沉静的灵魂"，而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由"。这种分析显然存在矛盾--"沉静的灵魂"当然是不表现情感、动作和个性的灵魂，而一个"自由"的生命又怎能不表现情感、动作和个性？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的文化自尊，他们为了标举自己的美学风范，不惜理想化地看待历史，以致把希腊人描绘成欧洲文明史上的另类--一群聪慧贤达、文质彬彬的自由人。然而，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生活在城邦政治体制下的希腊人，根本不可能保持灵魂的沉静，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毕竟是以掠夺奴隶、牺牲奴隶为基础的；他们爱思考、善辩论、才思敏捷，也狡诈滑头，也凭一时冲动行事，追逐出人头地的名誉；他们轻松活泼、热情快乐，知道游戏人生，会在酒神节上放纵肉欲，达到精神恍惚的癫狂状态；他们独立不羁、互相忌妒和欺骗，即便抵御入侵的团结也勉强得很……对于古代现实中的希腊人，房龙虽觉难下公道判断，但还是表示："我倾向于说，他们是一伙令人寒心的坏蛋。"（房龙《人类的艺术》）如尼采所洞察的，希腊性格中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一方面是放纵和本能，存在着"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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