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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其峰先生书艺述略

    元人赵孟頫有一首很著名的《自题秀石疏林图》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首诗形象具体地道出了书画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明人董其昌也说过:“古人如大令(王献之),今人如米元章(芾)、赵子昂(孟頫),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又说:“素师(怀素)书本画法,类僧巨然,巨然为北苑(董源)流亚,素师则张长史(旭)后一人也。”这也是对书画同源的极好论说。自唐人张彦远倡导“书画同源”之说以后,书画兼精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代不乏人,孙其峰先生就是一位书画都很擅长的艺术家,当我们观赏他的书与画时,便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交融和相辅相成。

    孙其峰先生原名奇峰,亦署琪峰,号求是楼主。1920年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他是当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艺术修养全面,绘事之外,书画篆刻也功力精深,为全国书法界所共誉。

    孙先生幼嗜书艺,盖得自庭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能写一手好字而名闻乡里,故深受薰染。孙先生上小学后,临习颜、赵楷法,为老师郝果轩先生所称许,郝先生擅写何绍基体的行草书,曾给孙先生不小的影响,使他对书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孙先生仍潜心翰墨,已小有名气,曾为乡人书写楹联。

    四十年代,孙先生为了谋生,去北京当了店员。做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不少商店的牌匾,出自名家所书,孙先生对此悉心浏览观摩。那时北京举办的一些书画展览会上,也常常出现孙先生的身影。书画名家荟萃的北京,成为孙先生学习艺术的大课堂,在这里他不仅汲取了很多营养,也开阔了视野。工作余暇,孙先生临池联辍,这是已初涉汉代隶书,开始临写《史晨碑》。

    1944年孙先生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国画科,这既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艺术生涯的新里程。在学校曾先后受教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秦仲文、王友石、汪慎生等先生,他们都是书画兼精的大家。孙先生更得益于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等先生,他们以书画篆刻而著称。这一时期,孙先生除了学习汉隶,又开始学习行草书,学的是二王(羲之、献之父子)和孙过庭的《书谱》。

    孙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度也担任行政工作,尽管他的业务繁忙,但因教学的关系,仍未废临池,除汉隶、行草外、又旁及篆书、魏碑。孙先生的书法,取精用宏,锐意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风,在七十年代以后成为中国书坛上一位成就斐然的书法家,曾为画名所掩的书名,终于脱颖而出,为世人所瞩目。

    孙先生艺术修养全面,绘画以花卉、翎毛、山水著称,书法于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各体所无不擅,其中以草书、隶书、造诣最高,师古而不泥古,能领略古法而行新奇。

    孙先生的行草书虽脱胎于二王和孙孙过庭,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前人,被古人所缚束。孙先生曾说过“或有作书者,融会众妙,有二王,有孙过庭,乃至欧、柳、颜、赵、苏、黄、米、蔡,但就是没有自己,在这里不能‘忘我’,要‘有我’”。孙先生很好的把握了书法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辨证关系,他的行草书是在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按着时代的需要及艺术本身的规律力图创造自己的风貌。所以孙先生的行草书既有二王的典雅纵逸,又有孙过庭的谨严流畅,既不失前人的法度,又洋溢着新的气息。尤其是他的草书雄劲豪放,跌宕奔突,决不以狂怪谲诡为能事。

    孙先生的隶书最有特色,遒练的用笔和苍劲洒脱的韵味,在当今众多写隶书的书法家中,独具一格,受到人们的好评。清代的隶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清人写隶书可谓是人才济济,卓然名家的不在少数。启功先生评论隶书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清代写隶书的像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不能不说是大家,是巨擘,在他们之后写隶书,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孙先生的隶书可贵之处就在于“脱俗”,从四十年代他就在汗隶上下力颇多,曾临写过《张迁》,《史晨》、《曹全》、《华山》等著名的汉代碑刻,已达到了“精工”的地步。八十年代以后,孙先生的隶书字形横展,波势飞动,已独具面貌,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又融入汉代简牍的笔法。简牍为汉代人的墨迹,历来也虽有发现,但从未被书家所注重,自本世纪初以来,屡有出土,而且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简牍上的书法风格多样,因系墨迹笔法清晰可辨,又有纯任自然,天真烂漫的情趣,不少书法家都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中取法,以资借鉴。孙先生喜爱居延、武威、甘谷等地的西陲木简,曾对极有特点的简书笔画,进行过认真的摹写和解析,故对汉简书法有着深邃的理解,汉简的书写者多出自下层士吏、军伍和民间书手,汉简的可贵之处是使人们清楚认识到汉代隶书的真实血肉面目,不再面对碑刻剥蚀漫漶的点画而感到困惑。但也必须意识到简书中也有过于粗率之作,不善学简书者,过分夸张一些点画,形成习气,或强调奇趣而流于狂怪。孙先生认为“简书非书法家所为,良莠不齐,学时不可不分精芜,须挑肥捡瘦,去粗取精。”孙先生对汉简采取了既有借鉴,也有取舍,不徒袭其貌,而是得其神髓,进而把汉简和碑刻熔铸于一炉。所以孙先生的隶书古朴、洒脱,很有魅力。

    孙先生在从事篆刻的同时,就开始了对篆书的研习。篆书在完成了它的文字功能的历史使命之后,仍以巨大的艺术声明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潜心学习和创造,自秦代至清代,历代写篆书者大都未出李斯、李阳冰的小篆风范,不少人未能逾越二李的门墙。明清的一些篆书家片面追求小篆的工整匀适,逐渐形成僵化,导致了篆书的衰微。孙先生论述篆书时曾说“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李阳冰,是从不规矩到规矩,到了清朝邓如石、赵之谦、何绍基和近代的金息候等,则又从规矩到‘不规矩’,看来‘物极必反’是有一定道理的。”孙先生写篆书摒弃了中规入矩的路子,而是追求篆书的写意特征。他取法金文、甲骨文、秦诏版权量文、古陶文、汉代碑额、瓦当文等古代篆书,也从邓石如等清代篆书大家得到不少的启迪。所以孙先生的篆书古朴雄浑,笔酣墨活,一扫过去有些书家写篆书那种字形板滞无灵和缺乏韵味的写法。

    孙先生的篆刻受教于寿石工、金禹民二位先生,又寝馈于战国古鉥和秦汉印章,也取鉴皖派。他从事篆刻虽不如在书画方面下力之多,并时有间断,但如他所说“动刀不多,用脑不少”,无论何时总是不能忘情于篆刻艺术。孙先生的篆刻令人称道的是不囿于师承和不落于前人窠臼的精神,力求形成自己的家数。他的篆刻植根于古鉥、又止于酷肖、乱真,他说“我经常探求些不规则又富有变化的周秦风格的章法,从中体会贯通花鸟画的构图原理。在我眼目中,画与印,微观上有明显区别,在宏观上它们又是相通一致的”。孙先生还喜欢用汉简、《爨宝子碑》和魏碑字体入印古趣盎然。他所刻的肖形印,造型生动,绘画的学养渗透其中,也不同凡响。孙先生在篆刻创作上的态度非常严肃,每治一印,反复构思、推敲,起印稿多至数十次,甚至上百次,不到满意时,决不草率奏刀。他曾设计了很多印稿,有的并未治成印,孙先生说:“我喜欢把一方印文,写好多遍,来找寻最佳的章法,同时也在寻找自己。”孙先生七十岁后,在书画作品上所钤盖的印章,全是自己所刻,这也使得他的书画印更有机的结合起来,而相得益彰。

    孙先生在艺术实践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以继承优秀传统为己任。在传统的延续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孙先生所取得的书法成就也向人们提示出:只有淡薄名利,甘于寂寞,在艺术园地里勤奋地播种和耕耘,才能结出丰硕之果。

谷谿
1995年4月于蝶梦庐

(责任编辑:袁思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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