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

    著述不多 影响深远

    虽然早在抗战期间就完成了被称为“1949年之前中国民法学的绝响”的法学著作，芮沐多年来却被误认为“没有著作的法学专家”。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调解人、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邵景春曾说，“芮先生是少数杰出的但著作不等身的法学家之一”。

    芮沐的学生、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认为，芮先生学识丰富，但著作不多，这主要源于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做学问慎之又慎，从不轻易落墨，凡有所成，必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著作数量本身并不影响芮沐在法学界的地位。在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看来，芮沐开创了多个法学的门类学科，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除了学问，这至少还体现在法学教育和立法参与上。

    1979年《法学研究》第五期刊登了芮沐的文章《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法及国际经济法》，芮沐开始关注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并在北大开设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创办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如今这些专业已是法学热门专业。

    芮沐的学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杨国华说，芮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与理论中，他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立法，为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大量关于外经贸方面的法律，制定了外贸和外资方面的两部基本法———即《外贸法》和《外企企业法》。“这两部法律在制订过程中，芮先生都是首席专家”。

    杨国华解释说，中国现在已是进出口贸易的大国，但很多人却不了解外贸类法律以及国际条约所起到的基础作用，在他看来，“芮先生在背后的背后，默默无闻”。

    具师德

    言传身教 甘为人梯

    1998年夏，张智勇博士毕业后留北大任教。暑假时他在家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张智勇开门一看，是老师芮先生和师母！在狭小的房间里，芮先生把一个精致的八音盒和一张写有祝福的贺卡送到张智勇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意，但却能激发你们刻苦努力、上进，美好的明天就在前面。”

    芮沐对学生生活上的关心倒在其次，更多的还是在学术上的言传身教。北大法学院教授邵景春曾是芮沐的博士生，从欧洲大学研究院留学归来后，写了一本《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在此过程中他曾因某些学术问题请教芮沐。芮沐不仅仔细地亲阅了邵景春的书稿，还就专业术语的中文表达，耐心地跟他讨论。

    邵景春还记得自己博士刚毕业准备留校任教时，有一家出版社找到他，请他挂着芮沐的名字写一套教材。“那时候法学方面的教材的确很少，我觉得这个事不错，就兴冲冲地到先生家里请他出山。”

    芮沐听完，“看了我很久，看得我心头发毛。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先把讲义写好吧’，就再也没说什么了”。邵景春说，这次经历让他羞愧难当。

    芮沐晚年曾一度开始写《国际经济法》。“但遗憾的是还没有成书，他就写不动了。”邵景春回忆，写不动的芮沐开始编写《国际经济法条约公约集成》及其《补编》，“他说，‘我写不动了，以后你们写吧，我编资料给你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