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玲的大学生活在北大度过，那时，她和同学就有很多关于自我、友谊、爱情方面的困惑。留北大任教后做了多年班主任，经常有学生向她倾诉爱情的烦恼。在她看来，陶静有这样的苦恼很正常，她的困惑还没有对自己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实际上，一些大学生因此产生的困扰更多，他们因在失恋、性、背叛等爱情问题上遇到的挫折，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性格与人生发展也受到了负面影响，甚至有学生选择自杀。”

“那些天之骄子可以从容面对考卷，并获得很高的分数，可心灵的困惑常常伴随着他们，他们为什么没有幸福的能力？”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田玲。

“大学是学生学习独立生活和充分发展自我的重要时段，在大学中经历爱情是成长的一部分。只是，青春的激情、冲动、懵懂有时也会让人留下永远的悔恨。而当青春面临这些困惑的时候，虽然没有人能简单地给出对错的结论，但是，应该有人给学生基本的引导。”田玲说。

“这种引导首先应该来自父母。然而，文化的禁忌、传统的力量、父母的无知等原因造成了家庭婚恋教育的空白。”田玲认为，父辈们没有机会接受相关的教育，儿女们如今也无从获得相关的指导。

“父辈们成长的单纯环境已经消失，当今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情感难题是父辈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田玲说。

“父母甚至给子女带来了关于爱的负面影响。一些学生来自破碎家庭，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甚至受过‘爱’的伤害，对爱的理解很偏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宋映泉说。他是继田玲之后负责这门课程的志愿者教师。十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当心理咨询志愿者的经历，让从事教育财政研究的他，十分关注大学生心灵的成长与健康。在他看来，良好的性与爱的教育是全人教育、人生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只研究在教育中如何投钱，而忽略了受教育者的心灵；如果我们只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世界；如果我们用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心灵混沌、不懂得真爱、缺乏建立美满婚姻和幸福家庭的能力，那么，从教育经济学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这样的教育投资在一定意义上是失败的。”他说，“然而在我国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关于性与爱的课程不多；从人生、从心灵和灵魂的高度来看性与爱的课程更是少而又少。”

王琪是该项目的中国讲师及国外专家翻译，曾经到上百个大学作过婚恋主题讲座。接触大量大学生后，她发现，中国的婚恋教育几乎是由社会自发完成的，爱情文化的塑造大都离不开无处不在的媒体。“韩剧与台湾偶像剧传递的王子与公主式的爱情梦想，美剧传递的开放的性态度，以及各种电视节目尤其是当下盛行的相亲节目，对当代青年人的爱情观有着深刻的影响。青年人对影视作品中爱情文化的学习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而这种社会教育往往是片面、偏颇的。”

因此，在不理想的婚恋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虽然部分人已经较好、自发地完成了关于婚恋的自我教育，但在大学这个爱情意识与行为迅速发展起来的阶段，仍有一部分学生处于“心理早恋”，亟需引导。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补上这一课的可能。”田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