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