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进小书里的权力大手

　　小书大乾坤。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每次招投标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管的，得重新招标，结果，他给了另一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有的地方县招投标中心主任和教育局长互“掐”起来，教育局长不愿拿去招投标，说十几万不是大数，又不是财政局的钱，招投标中心主任说，那也是公款。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你怎么才10万元，是不是盗版书?”他找到县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说，“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也没拿回来。

　　袁彪盘算着去“不规范”的地方投标有风险，“答应事成之后给局长10万元，后来没中标，但请吃喝的钱花出去了，没法收回。”也有投标商和招标单位打起来的，因为书款半年没有结，供货商资金周转不灵，急了眼。

　　袁彪总在预测哪里可能会有馆配招标，提前做足功课，等招标公告在网站公布就晚了。

　　人口或经济大县一次招标图书五六百万元，贫困县则只有几十万元。河北省教育厅连续几年每年都有标的1.5亿元左右的图书招标，全国各地的投标商云集。

　　各地都在走“程序”，但“潜规则”暗涌。他听到一个常务副省长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让他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他很佩服同行的“运作”能量。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年前十几卷本的昆德拉，变成了三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主编”，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纷纷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九’、‘双基’达标，成了书商们欢腾的节日。”宋一柯一想到自己那两本“超薄书”将成为中小学图书馆书架上的摆设时，就有一种羞愧感，他甚至不希望老师和孩子们读到它。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比如一个学校25万元要按照教育督导达标配备5万册，一本书平均5元钱。有些馆配还要送书架、桌椅。他算过宋一柯那套书的账，定价55元，就算一折批发，也都有赚头。高定价，低成本，小开本，最便宜的纸张，主要是印工上地区差别大，一本书在上海印和在河北、甘肃印大不同。

　　有的书招标方订购了，但馆配商跟出版社谈不下来折扣，就干脆自己盗版印了，不要书号，反正不上市场销售。

　　建筑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