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觉得致富成为一个主要目标时，或者 当国家经济处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 发展，会重视激励机制，会运用市场调节。例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通过土地改 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创造了生产积极性。又比如 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又开 始相信市场经济，承认差别，放松管制。而当我们 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分配的 平均问题，就会强调计划和控制。例如，1956年经 济发展不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搞“一大二公”的 人民公社，强调平均，强调分配，强调政府作用和 对经济的控制。1965年也是，经济恢复的比较好 了，又开始搞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 大革命”，并把反私有和反市场的行为推倒了极 端。总之，纵观过去60年的历史，我们老是在这两 个目标里面徘徊。从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可以 看到，无论从大的阶段，还是从每一个小阶段来 看，我们都是一会儿会强调市场、一会儿会强调 控制。只不过前30年是以控制为主，偶尔会强调 市场，后30年是以市场为主，偶尔会强调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据，看看60年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几个大的波动。一个是1959年到1961 年， GDP下降了20% 左右，我们现在讲美国1929 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当时他们的 GDP也只不过 下降20% 多。我们60年代初经济下降的幅度也跟 大萧条差不多了。“文革”期间，1967年 GDP也是 负增长，到了1976年已经到了崩溃边缘。60年历 史当中出现的最大的两次经济倒退：一个是1958 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 革命”期间。换句话讲，你可以看看我们在什么时 候经济是增长，在什么时候经济是衰退？当我们 强调计划、强调跃进、过分强调公平的时候，恰恰 带来的是我们经济的衰退。

　　60年中，我们始终在公平和效益、理想和现 实的矛盾当中徘徊前进，我们的理想是均富，但 事实是：很难达到均富，非常困难。“均”和“富”是 有矛盾的，鼓励发展经济，就会拉大收入差别；通 过控制市场来实现平均，就会打击致富的动力。 为了实现“均”，我们就在分配上面下工夫。在分 配上下工夫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不伤害富人的 积极性的情况下来提高穷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最 理想的状态，但是通常做起来比较难。另一种是 通过抑制富人来改善穷人的生活，这个做起来比 较容易，但结果往往是扭曲市场，伤害人们致富 的积极性，最终出现的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为什么我们始终在均和富的这两个目标中 挣扎呢？这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体制 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平均的思想是非常 强烈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比如，在我国， 家庭财产的继承一般是平均分配，“诸子均分”。 一个农民有三个儿子，当他要分财产的时候三个 儿子要平均分的，这是强调平均。西方国家强调 的是“长子继承”，他不强调平均，第二个儿子、第 三个儿子靠自己去奋斗。他们想的是怎么样把财 产有效地继承下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这种 体制下，人们对于平均的理念较为淡薄。你再看 看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 “均贫富”之类，可见平均主义在中国是一种非常 根深蒂固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社会主 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非常容易。

　　60年中，我们的社会发展始终在这两个目标 当中平衡。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 住房、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一个 近乎于本能的办法就是控制价格和加强管制，但 控制价格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很多事情历史上我们 都曾经经历过。前面提到，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有 “十包”，现在大家可能也希望“十包”，可是我们 要认真想一想：“十包”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政 府承诺“十包”的结果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低 价”，就是对价格的控制，对价格的控制是要实现 一个“均”的理念，因为有些商品穷人买不起，觉 得价格太高了，希望降低价格使得大家都能买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