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教师节即将到来。这个教师节，我们捕捉了教师们对不同年代的时光记忆。在这些往事中，有快乐也有苦涩。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看见教育地位的变化，看见教师境遇的变化，也看见人们对知识态度的变化。

　　60年代：学生称我为“先生”

　　尹宗禹 原女四中教师

　　我1965年大学毕业就进入女四中当老师。一进学校，最让我不适应的是对老师的称呼。那时候老师之间都互称“先生”，对女老师也称“先生”，刚开始总觉得不太习惯。当时学生对老师的称呼有两种，他们称年纪大的老师为“先生”，对年轻老师称“老师”。

　　上世纪60年代，社会对教育并不太重视，上学读书的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因为那时很多家庭经济都不富裕，所以不少学生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当时考师范当老师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知识分子的后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老师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当老师也是一件很清高的事；二是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黑五类”，因为60年代上大学还是“唯成分论”，“黑五类”的孩子上不了好大学，于是只好读师范。但这些学生家庭教育都不错，各方面素质也很好；第三类是学习成绩不错的农村学生。他们考入师范吃住都有补贴，不用家里花钱。

　　1966年以后的“文革”把一切秩序都打乱了，直到1968年之后开始“复课闹革命”。说是“复课”，但那时候的课堂实在没法上课，教室里重新用砖砌了个台子当讲台，冬天的时候窗户上只能挂上草帘子挡风。上课的学生根本不听讲，前面的趴着睡觉，后面的忙着打牌。这段日子不堪回首，直到恢复高考后，教育才重新走上正轨。

　　马铁林 原东八角小学教师

　　70年代：入学高峰实行“二部制”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崇文区的东八角小学当老师，如今那所学校早已经被合并了。“文革”之后赶上了学生入学高峰，因为“文革”期间校舍破坏得太严重，一时间教室紧缺。于是学校开始实行“二部制”，每天上午下午学生分批上课。没有课的半天时间就把学生们组织在一起，参加“家庭小组”。 “家庭小组”是以住地为依据划分的，每个小组请一名有文化的学生家长做家庭辅导员。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比现在更密切，同一条胡同里的居民，关系都很好。

　　那时候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有出息，对老师也很尊敬，但是很多家长文化程度并不高。70年代老师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就是一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孩子就交给您了。

　　虽然家长们是尊重老师的，但当时社会对教育并不像现在这么重视，老师们工资也很低，每月三四十元钱的工资，一直拿到80年代。“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的说法仍然常被人提起，有些老师因为难以忍受清贫而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