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7月30日，执掌上海大学(包括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28年的“老校长”钱伟长逝世，一名学生在学校网站上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

　　“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从1912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发轫。日月荏苒，百年后，大学行政化、校长官员化却让中国高等教育感叹无数。

　　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再好的校长也难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但如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中)校长朱清时所言，对于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

　　可贵的是，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有大学校长在为突破旧体制，建立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而努力；看到一些大学校长抛弃官腔官架，有去揣摩年轻人内心需要的意愿和行动，更看到了这几年来，一些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团队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尝试着种种突围和努力。

　　固然，教育制度一日不改，这些“舞蹈”的空间终究有限，但大可以期待，在这些大学校长不断地突围与变革尝试下，散乱音符或有成为黄钟大吕的力量。

　　就在钱伟长逝世前一天，历时二载，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这份新世纪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制度架设虽近齐备，施行和落实却难免会有更久的曲折。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校长需要和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现在迫切呼唤的也许不是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等于一身的“超人”校长，也许只是心怀理想主义的大学守护者。

　　朱清时起初并不想当这个大学校长，但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10个月与10年，对朱清时来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他担任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心力交瘁的感觉时时相伴——他要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地创办一所亚洲一流大学；后者是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在那所中国一流大学里面，孤独无奈的体验也从未间断。

　　“亚洲一流大学”

　　7月中旬，在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公干之后，64岁的朱清时难得抽出两天时间回中科大看看，他的家也还在这里。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朱清时，衣着朴素，说话缓慢，带着四川方言口音。走在校园里，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校工，而不是一名特立独行的大学校长。

　　自从10个月前南下深圳之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那间办公室一直没人使用过。他在中科大连任两届校长，前年退休。迄今在这一职位上呆了10年之久的人，除了他，还有郭沫若。

　　去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从那一刻起，他感到自己在做一个复杂的大型“实验”。每走一步都会发现问题，记下来，绕过去，不断尝试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