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听话”的中国学生也在“与国际接轨”

　　阿拉巴马大学的中国学生Ying（应本人要求，隐去其姓名——记者注）觉得，中国学生比较羞涩，上课时不爱问问题，往往是下课就走；外国人则想问就问。她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国外的教育体制没有尊卑思想，而且老外非常注重人格独立，注重自己的想法；中国人则习惯于“听话”，把老师当作权威，从而使得创新能力较弱。

　　“太听话”这个词，在中外学生的屡次交流中，都被视为对中国学生特点的概括。2009年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时，中国学生的问题被质疑为太“软”；刚刚结束不久的世博青年周活动中，很多中国学生的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主办方老师为一名中国学生提供的例句。

　　陶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学生比较“爱面子”，而美国人虽然也爱面子，但是程度较轻，因此更习惯于批评、争论和开放式发言。但他强调自己的另一观点：人们总是看到中外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却很少谈他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而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开始趋同，各个国家的年轻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比如爱好、目的等。“中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于巨变的时期，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样，都聪明、开放，充满希望和理想，都期盼世界更美好，并愿意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努力。”陶然说。

　　在YICGG中，中国学生确已表现出在“与国际接轨”。唐以仁所在的北外团队的获奖提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濒危语言项目”，正是由于“具体”、“可行”，受到评委的青睐。在长达37页的提案中，从上至下，列出了详细的组织结构图，包括语言的危险等级及相应措施、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在他们的设想中，当一门语言濒临消失时，组织将派遣语言学专家、后勤人员、技术人员组成临时小组，奔赴当地救援。

　　而获“最具创新能力奖”的团队队长、复旦大学的成欣峰也说，“离开了可操作性，一切都是空谈；在关注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考虑发展，考虑解决问题，才是更值得接受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