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抢状元”、 “新生奖学金再创新高”等消息屡现报端，并被 “突出处理”，我个人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无序的生源竞争，多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某种心浮气躁的混沌局面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投射。学生当然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础，但并非唯一要素。过分强调 “状元”，只会助长各方对 “眼球效应”的追逐，也不利于一个健康良好的舆论氛围的形成。

    柳森：如果说，生源减少、求学选择日益多元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熊庆年：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比危机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种更宏观、长远的视野来看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思考到底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一个多重矛盾交织、逼促其寻求整体性自我变革的历史关口。

    从外部来看，如今已是一个快速变化与更新中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人才成为第一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才也国际化了，国际分工对于人才的争夺愈演愈烈。而从我们国家自身来说，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社会转型，也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加上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差异不平衡、人口流动加速等，可以说，其他国家在百年来的高等教育变迁中慢慢遭遇、化解的问题，甚至可能未曾遇到的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才由精英化阶段转入大众化阶段时，已集中出现，且错综复杂。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与方式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短期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终身教育的现实需求，给当下的高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还存在，同强烈的改革诉求之间形成一股巨大张力。在此刻，比未雨绸缪更迫切的，是系统重塑。

    柳森：这种“系统重塑”，主要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要求？

    熊庆年：对。主要还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它需要面对的是一般公民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于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理念上，还是在方式上，在学科层次、类型的设立上，在学术性教育机构与应用性教育机构的区分上，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从某种角度来看，近年来大学生就业上的很多问题也是出在这儿。如果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不解决，不仅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所亟需的应用型人才缺口也会越来越大。

    柳森：能否适应社会各方的人才需求当然没错，但令人担心的是，大学如何才不至于成为对接需求却目标过于单一的“就业培训所”呢？

    熊庆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对于大学而言，一些最核心的追求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比如对文明与智慧的传承、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人类社会未来公民和领袖的塑造。而有了这样的信念作为基石，我们才能确保，我们是在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未来尽责，为我们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立命。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对待大学的发展和组织变革。越是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我们越不该忘却，自己为何而出发，使命又在何方。而在这些方面，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心态实在要不得。

    当然，无论未来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竞争如何激烈，我们都应当呼吁一种良性的、差异化的竞争。每一所学府都应该各行其道，并帮助它的学子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若只是盲目地趋之若鹜，或者不断陷入“先乱后治”的怪圈，代价甚重。在整个系统重塑的过程中，一个良好的、适合教育发展的生态亦非常重要。

    柳森：近来，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以“根叔”形象走红，在中国高校引发一股“根叔”式演讲的旋风。这多少也是当下高教生态的一种折射吧？

    熊庆年：“根叔”的走红，反映了一种对教育本质的呼唤，那就是，要真正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真诚面对学生，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但换个角度，我们不妨问一句：大学校长不就应该是如此么？

    “根叔”式演讲之所以能“一炮而红”，并热成一股旋风，当然不乏其积极意义，但无法不令我们由此反思当下高校中的教学生态：像“根叔”这样的校长，实在太少；像“根叔”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教学相长”，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