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重的工作
与微薄的工资相比,打工子弟的老师们每天工作量却并不轻松。在受访中,老师们普遍反映,自己面临教学任务重、劳动量大等工作压力。
据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韩嘉玲调查,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的课业量在二十几个课时,部分教师甚至达到了25—30课时,一般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10个小时。
具有12年教龄的贺占琴,将自己的工作定义成全能的工种,“什么角色都要担任,不仅需要体力和脑力的投入,对于精神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打工子弟学校往往为了降低成本而聘用有限的老师,一个老师往往要承担多门课程。在采访中,一名英语教师独自承担着小学部一至六年级全部的英语课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一周二十几节课,加上提前备课和批改作业的时间,几乎从早忙到了晚,我到家时已经累得不行了。”
由于师资的不足,很多学校都采用了包班制。一位老师这样描述一天的工作:每天早上7点10分到校,上完上午的课,中午放学后在教室里吃过午饭,就要忙着照看早早来学校的学生。实在困了,就趴在课桌上睡一会儿。下午放学后,专职留守的老师还要负责照看住校的学生,与学生同吃同住。
在这些学校,一个班里大约有40人左右,多的甚至有70人。对于老师来说,除了讲课之外,还要照看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现在还什么都不太懂,家人又忙,遇到各种事情都会找你。”一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短短几分钟内就有5个学生来找老师“仲裁”各项“官司”。
与老师们的变动相比,学生的流动更为频繁。“每到新学期,班里走8—10个孩子很正常。”孩子的频繁变动给老师们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压力。
模糊的身份
“飘着”是明圆学校的王蓓蓓对自身现状的定位。从家乡师范学校毕业来京之后,她即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落了脚。但即使已经来京两年,她还是认为自己“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据韩嘉玲介绍,在学校里,这些老师们也更多地将自己视作“打工者”。他们对于学校的事务,发言权极为有限。在北京除了几所项目试点学校外,其余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没有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教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
社会认同与权利保障的缺失,同样是他们面临的窘境之一。在接受采访时,多位老师称,他们的教学工作得不到认可,无法参加职称评定,感觉身份很模糊。
调查显示,在寒暑假期间,老师们就几乎没有了收入,校方在假期不支付教师工资。只有那些在学校里资历比较老、深受校长信任的教师,才会在开学时获得每月200元的象征性补助。
“从没有想过能和正式教师一样。”贺占琴对自己选择来京也后悔过。“留在家里的同事们都转正了”,说起这些她不无羡慕。在她看来,在北京成为正式的教员无异于一种奢望,她只是希望“两者的差距不要那么大,社会能够给我们这些老师更多尊重与关注,提供给我们更多培训提高的机会。”正因如此,她很珍视那些来之不易的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我的知识结构在不断老化,不能及时更新的话,迟早会被淘汰。”海淀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给他们提供了培训的机会,在周末时,她都会去认真听课,一年多以来风雨无阻。
贺占琴说,因为没有社保,虽然自己身体不太好,但还是能忍则忍。“这点工资哪够看病啊。”另一方面,自己的年龄大了,转行越来越难了,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她还是珍惜眼前的这份工作。
这个学期,她所在的班里,有3个孩子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公立学校,贺占琴特别自豪,因为“自己的辛苦看到了成效,也算是对我的价值的一种肯定吧。”她说,虽然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质量与公立小学不能比,但这群孩子特别可爱,这是她选择坚守的最大动力,“我就是舍不得这群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特别淳朴、懂事。他们让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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