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出面后，学生情绪平息了吗？
李培根：基本平息了。
“和学生沟通，还不理想”
新京报：学位门事件后，“华中大”每学期都召开两次见面会。是出于什么考虑，把见面制度化？
李培根：我希望学校要有一个保持学生和学校方方面面正常的沟通渠道。尽管到现在为止，这个渠道不一定建立好了，可能还并不理想。但我们还在朝这方面努力。
新京报：学生有个普遍印象是，似乎每次只有你出面回应，学校其他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出面。
李培根：那显然是很不好的。
新京报：学生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你表态了，而是这件事情能否得到最终解决。但职能部门如果不面对，是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李培根：所以我们学生对我也有不满意的，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起来一件事情，听着蛮好的，但在他们看来，好像跟我讲的差距太大了。
新京报：什么差距？能举个例子吗？
李培根：比如我在演讲中说，学校绝不赚学生的一分钱，我也知道学生对食堂并不满意。那我说的是不是假话呢？不是，我说的肯定是心里话。但学生觉得学校没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有部分是食堂做得不好；后勤也有一定的困难，他们也尽了全力。但学生也没有全面了解情况。
新京报：你认为学生和校方之间的理想沟通应该是怎样的？
李培根：“以学生为本”的观念真正深入到管理干部和教师当中，深入到职能部门中去，才是理想的沟通。
新京报：推进这种理想的沟通时，你会有一种无力感吗？
李培根：比如食堂这件事，我也经常跟后勤的人打招呼，他们其实也尽了力，但如果真的要求后勤的每个人都做到心里装着学生，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给自己打70分”
新京报：毕业典礼上，有那么多学生爱戴你，你从2005年任职至今，给“华中大”带来哪些改变？
李培根：改变肯定有一些，但我不满意。
新京报：在你任职期间，你会给“华中大”打多少分？
李培根：整个学校的情况，应该是及格吧。
新京报：那你会给做校长的自己打多少分？
李培根：70分。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华中大”有哪些不足？
李培根：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讲的“以学生为本”。讲是很好讲，但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就这一点来打分的话，我都怀疑能不能打及格。
新京报：你认为“华中大”还没有做到以“学生为本”？
李培根：应该说以学生为本没有真正深入到大面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距离更大了”？
李培根：大多数教师在上课之外，跟学生的接触太少。我在国外念书时，教授上课是上课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接待学生的时间，你可以去办公室跟他讨论。
新京报：国内的大学教授课后都忙于什么？
李培根：忙于一些功利的事情。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教职工。如果教师的收入完全只依靠工资的话，教师早就都跑掉了。
新京报：但为什么社会普遍认为大学教授的整体收入不低？
李培根：虽然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还得体，但是那要通过类似于创收的活动来取得。仅工资收入并不高，大学一级教师（即院士级别）的工资收入——院士，每个月是2800元。这就使得老师需要更多地去考虑怎样增加津贴和奖金，肯定会减少关注学生的程度。
新京报：“华中大”是否尝试让教师多关注现学生，如设置课后“学生接待日”？
李培根：有尝试，但就“华中大”整体而言，还没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