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一）
——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
作者简介：曾念长，文化批评家。２００２年毕业于福州大学法学院社会学专业，从事媒体工作多年，长期坚持文化批评写作和文化社会学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文学场、媒介社会、国内外文化批评思潮等。
本世纪初，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公办高校兴起多种办学形式）和大学实力的数字化生存（最典型的就是以博士点数量为主要指标的学科建设）双重催化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各个学校纷纷启动了“重组”、“兼并”、“引智”等等战略措施，以确保自身在新一轮的洗牌运动中不被淘汰出局。在此背景下，高校之间展开的人才争夺战最为引人注目，许多高校为求得“学术大碗”的青睐，作出各种高价承诺，俨然已成出手阔绰的暴发户。而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因占据了显而易见的区位综合优势从而在人才资源的争夺战中成为惹人艳羡的最大赢家。
在上海高等院校与上海文化界的结合地带，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成立将会在多年以后的文化回顾中被升级成一件大事。由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和张闳领衍主持的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已经直接导致了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人才资源的流失。然而本文并不打算就此为同济大学的引智战略作一番图解，而是直接将话题引向聚集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这个群体。多少年后，人们将反复提起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名字，就像人们在谈论现代文化批评时提起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或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而本文所说的“同济批评”，仅仅是用来描述这个群体的代名词。
马原的“文学失踪”
由于“同济批评”与“同济大学”至少在语义上构成了某种必然联系，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联系是由于空间上的某种一致性而发生的，我们不妨在这个空间内作一些时间维度的联想，那么我们的思维就会停落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名声鹊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原。马原与同济大学的关系，仅仅是一次偶遇的产物；但马原与“同济批评”，因为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文化体操运动中排在同一队列，从而成为在文化阐释上具有必然联系的“同谋者”（或者“被谋者”）。
马原，辽宁锦州人，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前往西藏工作近七年，期间创作了《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富有影响力的小说。马原著名的“叙事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从而奠定先锋小说家的坚实地位。1989年马原回到故土辽宁，并中断小说创作。2000年起出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上有关于马原的介绍性文字，在2000年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的国内媒体中时常可见。2003年，马原携带着30万字的《阅读大师》大张旗鼓地登录中国文学场，在媒体界、文化界和图书界掀起一阵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波澜。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是以“前小说家”和“教授”的双重身份出现的。这种戏剧性的出场，让敏锐的“文学狗仔队”嗅出了十多年前作为小说家的马原无声失踪的蛛丝马迹。在不同版本的“马原访谈”中，马原对于“失踪”一事的解释出现了不尽相同的说法，概括起来就是：A、与西藏生活发生了断裂，难以拾回小说创作的状态；B、兴趣转移到影视创作，与小说创作相去甚远；C、小说时代已经终结，不希望在读图时代依然抱残守缺。（1）
“小说时代的终结”成为一代先锋小说家“金盆洗手”多年之后抛出的最具轰动性的一个预言。尽管这个预言已不再新鲜，但它依然具有震憾力。正如那个被口口相传的牧羊童告诉我们的：“狼来了”仅仅预示了一种可能，真正的悲剧在于，狼真的来了。
为了增加预言的可信程度和悲情色彩，马原向媒体和盘托出了这个预言的注脚，一家媒体将其称作“血本无归的中国文学梦”：90年代初，离开西藏的马原与朋友斥资百万，花了几年时间采访120多位中国老中青作家，拍摄一部名为《中国文学梦――许多种声音》的电视专题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部片子却躺在箱底无人问津，并随着录像带磁记录期限的逼近而消耗着生命。（2）
2000年，马原以理想的姿态跨进同济大学校园。他喜欢这里隐藏于喧嚣都市却安静无边的气息，喜欢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聚徒教授的感觉，甚至他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行销千万册以上。然而，迄今为止，2006年2月22日，马原始终无力让自己回到一个小说家的本来面目。“正因为我的创作一直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因此可以理解成我当老师是不得已而求其次。”（3）
作为教授的马原完成了从文学叙事者到文化叙事者的身份转变。“叙事”是马原的本色职业，他一直都在继续着，以聚徒授课的方式，或以电影拍摄的方式，但不可能是以小说创作的方式。这种转变的微妙意义在于，如果马原还与这个时代的文学保持某种联系的话，那么他也仅仅是一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文学旁观者，他只能以产品检验师的身份而不是以产品生产者的身份介入当下的文学现场。2004年，马原出山主编《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马原又参加了第三届“华语传媒文学奖”的评奖工作。不管马原是否有意而为之，他都动用了他的文化权力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场生态。
2000年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来的马原以自己的亲历亲为局部修正了自己的预言：小说时代确实已经终结，但小说还在继续。正如他说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文学。而马原从文学叙事者到文化叙事者的无可返回的身份转变，也无法证明，文学必然会在这个图片纷飞的时代彻底退出人们的视野，而仅仅是表明了马原二者两难全，文学与文化正在这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分道扬镳。
“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
2004年9月，当下备受关注的三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张闳、王晓渔，离开了他们身居多年的上海师范大学，集体“移师”刚刚成立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与此同时，活跃于文化批评界的张念也投奔这个研究所，由此形成"同济批评"的"四人帮"。朱大可、张闳此前都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作为公共批评领域最负盛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执掌了同济大学文化批语研究所第一掌门人的职位。张闳实际上是该研究所的二当家，多年来以性感十足、犀利有余的文字著称于国内文学界和文化批评界。1978年出生的王晓渔刚从上海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人出手干净利落，目前正以惊人速度蹿红界内。(4)张念是“同济批评”中唯一一位女性批评家，曾经任职于国内著名的政经杂志《南风窗》；由于她女性意识高张，力挺女权主义并由此奠定声名，因此将其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刚”也失毫不为过。
从“百度”或“Google”输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得模糊网页成千上万。由此得到的数字似乎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如果耐心地用肉眼扫描一下这些搜索结果，将会发现两个现象：①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总是与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的名字捆绑在一起，从而获得巨大的传播动力，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大众纸面媒体频频亮相并在网络传媒间快速蔓延开来。②“同济批评”总是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大众文化的敏感地带，从2005年的“超女现象”到2006初的“馒头血案”，都成了他们眉飞色舞地进行解读的对象。以此为启发点，往前追溯，我们发现，这四位文化批评家就像苍蝇一样附着在新世纪中国各种大众文化的皮肤裂缝上，从不同方位解构着这个时代正在出现和速朽的文化肌体。
翻开“同济批评”的学历背景，我们发现，他们皆出身于中文家族。（5）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学知识谱系之间的天然联系。事实上，作为文化批评家的他们最初多多少少都靠文学和文学评论奠定了厚实的家底，对于年长一些的朱大可与张闳来说更是如此。朱、张是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出来的一对“文学师兄弟”。80年代末，朱大可曾经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而备受关注；1994年客居澳洲后，他得以继续的文字是小说和散文；2001年澳洲归来前后，他接连推出的《聒噪的时代》（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话语的闪电》（华龄出版社）等著作依然体现了他对当下文学的深度关注。张闳是一位精准的“诗歌推拿手”，他躲在学院的体制硬壳里，却与沽名钩誉的各路诗人保持日常联系。王晓渔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他曾经是个不成功的诗歌写作者，最后凭借诗歌评论斩获声名，尽管他的文字早早就表现出与文学评论打插边球的倾向；在本纪初诗歌风暴刮过互联网的黄金时代，王晓渔在国内最大中文诗歌网站《诗生活》开设了一个名为“打结的舌头”的评论专栏，虏获了第一批文字精英型的读者。出身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张念，甚至身体力行写小说，而她的第一本著作则是小说评论集《心理气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然而在靠近2005年的这几年时间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文学批评的阵地上撤退下来，转向文化批评领域的写作。之所以说不约而同，是因为他们在还没有聚拢同济大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了相同的志趣。他们先是在转途的过程中发现了同路人，而后在日常写作中保持电话、电邮（email）的相互畅通，最终在2005年，他们在同济大学构筑起文化批评的四人阵地。在这四个人中，除了张闳还在文学批评家与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之间左右摇摆而显得有点态度暧昧之外，其他三人都在其文字中清晰地体现了他们的转轨之迹。朱大可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我今后再谈文学，不会再把它作为一个文学读解的单纯对象，而是把它视作文化分析的某个因素加以考虑。”（6）再看看王晓渔，他在网络开设的两个知名专栏已不言自明他的写作转向。王晓渔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络专栏就是“打结的舌头”（2001年），这个专栏集中展示了他较早期的、与文学息息相关的文字，其中诸如《文学麦当劳里的匿名写作者》、《诗坛是个马戏团》等篇什在网上流传甚广，甚至被多家民间刊物转载。2005年12月，王晓渔在国内最具人气的网络社区之一――天涯社区的"天涯人物频道"开设了第二个备受关注的网络专栏。每搁一段时间，王晓渔都会把发表在纸面媒体上的文章上传到这个专栏。在此专栏中，他对近期写作作了三个分类：“文化叙事”、“社会时事”和“历史往事”。曾经长时间阅读王晓渔作品的读者将发现，在从2000年至2005年的时间段内，他的批评乐趣从文学转向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现象，尤以"大学教育问题"为焦点。（7）
本世纪初，文化批评成为一种独立的书写方式在中国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一种新文体写作。如果作一番横向比较，我们发现，文化批评这种新文体写作在欧洲的出现源于社会批评风尚的兴起。英国已逝文化批评家Raymond
Williams指出，文化批评是作为社会批评的一种“专门特别”的类型而出现的。古典时期的社会批评家齐美尔，从“货币哲学”出发来观察、阐释资本主义文化，堪称文化批评写作的典范。实际上，文化批评写作在欧洲成熟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批评的一种实践成果，这些实践者多数具有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背景。而跨学科正是“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传统之一。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文化批评家大多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急剧转型者。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文学背景，精通语言炼金术，善于制造“瑰丽的文字迷宫”，以致于他们的文化批评写作极度迎合了中国人的崇文传统和阅读习性。朱大可自负于自己的语言经过了三十五年以上时光的锤炼，而热衷于煽风点火的媒体不无夸张地将其语言风格命名为“朱语”。实际上，不止朱大可，“同济批评”个个都是语言武林里的高手。本世纪初，“同济批评”身怀语言绝技，完成了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的华丽转身。
《社会学家茶座》第25辑 作者：曾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