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被父亲找回家后，小红暗暗写下日记，表示要改正，但转眼她又跑了。

    1月16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抢劫案的终审判决进行送达。此案中的6名少年因结伙抢劫，分别被处一年半到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6人在作案时，年龄在14岁到17岁之间，其中有4人已离开校园，2人仍是在校学生。

    案卷资料显示，这个少年犯罪团伙的成员至少有10人，均是未成年人。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类似这样的少年犯罪团伙不在少数。

    14岁到17岁，正是人生的花季。这些花季少年离开校园后都做些什么，他们中的某些人是如何聚集到一起，又为何会产生犯罪的念头？

    一个少年“抢劫队”的覆灭

    该团伙的成员之一农某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称，他们是通过网络QQ群聚集在一起的，平时没什么事可做，通常在南宁市望州路“××网吧”上网。其中的古某等人在聊天室内成立了一个“扫嫩(音)队”，古某担任队长，其余10多个人都是队员，一旦手头缺钱花，队长便发出信号召集队员去抢劫。

    农某说，所谓“扫嫩队”，直接理解是“扫除乡巴佬”，实际上他们只是借这样的名义去抢劫，看谁不顺眼就对谁下手。抢来钱后，大家便一起吃饭、喝酒、上网。

    农某的说法和其他人相互印证，他们共同提到了2006年7月底的一次行动——当天凌晨5时许，古某等10余人在望州路”××网吧”聚集，因为闲着没事干，陈某便提议去“扫嫩”开开心，顺便弄点钱吃宵夜。

    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去北湖路东二里的“某某网吧”物色对象，两名正在上网的男青年被选定为目标。随后，团伙中的陈某让头上包着纱布的薛某(之前与人打架受伤)先去找茬，薛某即上前指着两青年说：“就是他们(意即头上的伤是他们打的)。”陈某闻言二话不说，冲上前一人给一拳，其他人随即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将两青年拉出了网吧。

    出门后，古某亮出匕首威胁，其余人则分两拨，分别对两青年进行群殴。其中一青年被打倒在地后，手机掉了出来，有人捡起手机后不再理会他；另一青年身上的手机和二三十元现金被抢走。

    类似的作案事实在各人的笔录中均有交代，他们时而结伙作案，时而分散行动，作案地点大多选择在网吧。已被判刑的蔡某供述，2006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他们9个人一起上网时看到一个小青年不顺眼，便拉到铁路边的菜地里令其唱歌跳舞，接着又对其拳打脚踢，半个小时后大家累了才抢钱放人。另有一个周末，他看到许多小学生到网吧上网，便拿着弹簧刀走进一个网吧包厢，接连抢了5个10多岁的小学生。

    记者注意到，已被判刑的6人中，年龄最大的胡某和吴某刚满17岁，最小的姚某才14岁，还是一名小学生，15岁的古某和谭某则已有过前科。落网时，警方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匕首、牛角刀、砍刀等作案工具。

    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

    仔细翻阅案卷，记者发现这6人中有4人是辍学少年，无业，另外2人仍为在校学生。主办法官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并不少见。而一些基层民警对这一现象的感受更为深刻。

    南宁市某城区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告诉记者，他们平时抓获的“两抢一盗”人员中，十六七岁的辍学少年占相当大的比例，且多数是结伙犯罪。这些少年离开校园后走上社会，在网吧、游戏机室等场所，与社会上的“小混混”纠集在一起，靠盗抢维持吃喝、上网等费用。因法律观念淡漠且容易冲动，他们的犯罪手段残忍而不计后果，对社会治安和群众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民警举例说，2007年11月初，他们连续接到几起报案，报案人均称遭到一帮小青年持刀抢劫。后来，一名受害者在一网吧看到了3名嫌疑人，他们迅即赶到将其控制。经审讯，这个抢劫团伙共有6个人，一起居住在某城中村出租屋里，为首的是一个17岁的独臂少年。他们于次日上午将该团伙一网打尽。

    令人诧异的是，这伙少年还有几个女孩作“跟班”，这几个女孩也都是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平时集结在一起玩乐。这帮女孩在殴打另外一名在校女生时，被派出所民警抓获。因情节较轻微，民警对她们教育后便放了。

    遗憾的是，这些孩子被民警控制后，很少能联系到其家长。他们中有些人父母离异，无人肯管；有些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有些人则与家庭关系恶化，很少与家人联络。独臂少年是南宁本地人，他的父亲得知消息后气愤又无奈地说：“我每天辛辛苦苦挣钱，每个月至少给他500元零花钱，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去偷去抢！？”

    一位父亲的苦恼

    经过几天的犹豫，张林(化名)终于答应和记者见面。年近不惑的张林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他14岁的女儿小红(化名)。

    离了婚的张林原本和女儿一起在南宁大沙田租房居住，不过现今女儿已离家一年多，他最后一次见女儿至今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费尽周折从大沙田的网吧里把女儿找回家，然而不过两三天，女儿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年多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反复了好几次。

    张林是外省人，10多年前便来到南宁闯荡，女儿小红就是在南宁出生的。小红四五岁的时候，被妻子带回了家乡。两年后，夫妻离婚，孩子被母亲委托给一个乡下的亲戚帮忙抚养。张林怕孩子受委屈，便将上一年级的小红接到了身边。

    初到南宁，父女两人的感情还可以，但张林特殊的工作性质让父女两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张林需要上夜班，女儿则要上学，每天早上张林下班回到家，女儿已经上学走了，而傍晚他去上班的时候，女儿还没有放学，父女两人同居一屋却很少见面。女儿吃的饭，是张林在快餐店订的，月底统一结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考虑到孩子需要零花钱，张林出门时会在家里放上几十元钱给小红用。一段时间后，张林震惊地得知，小红不仅拿家里的钱，还在学校偷拿老师的钱，前后几次总共偷了老师上千元钱。门口小卖铺的人告诉张林，小红已经成了网吧的常客。张林如数还了老师的钱，把女儿转到了大沙田的一所学校。他以为换个环境孩子会收敛，没想到情况更加糟糕。

    2006年秋季开学不久，老师接连打电话，说小红上课总睡觉(因为夜里上网)，张林几次与老师沟通没有结果，便让小红先休学了。

    不上学后，小红更加沉溺于网吧，不久便离开了家。张林几次把她从网吧揪回来，但小红很快便又逃出去，改去别的网吧。一年多来，女儿像捉迷藏一样躲着他，如今他甚至都不知道女儿的具体下落，只听说是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一起。有一次女儿远远看见他就跑，他追了几条街都没追上。

    张林说，除了上网，小红还有偷摸的习惯。一次，小红被民警抓到了派出所里，他得知情况后赶了过去，原来小红借别人的单车骑，转身就拿去卖了，被人抓住索赔。还有一次，他把小红找回家，急着出门的他将600元房租交给小红，让小红转交房东，不料他刚出门，小红便拿着钱跑出去了。2007年10月的一天，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甚至找到家里，说小红借了他们800元钱，还写了欠条，希望张林能还。

    “这样的事太多了。”张林说，为了彻底改变女儿的坏毛病，他曾想过把小红送到大沙田一家封闭式管理的学校，但一打听，该校收费太高，只好作罢。见网吧里多是些和他女儿一样大的小孩，他也曾打电话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亲朋好友都劝我放弃，我不忍心，但人都找不到我又能怎么办？如果不是你们来采访，我现在都尽量不去想这事。”张林无奈地说，“我看她迟早要坐牢，进去也好，免得在外面祸害人。”

    一串令人揪心的数字

    1月16日下午，自治区高院刑三庭的副庭长洪彪介绍说，与前些年相比，我区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总体上有所递增，2006年与2000年相比，年均增长5.9%。但从最近3年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在年总犯罪人数中的比例逐年略有下降，这说明我区未成年人犯罪的上升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尽管如此，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数量仍然比较大，2005年至2007年3年都在3000人以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洪彪分析说，从犯罪类型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以侵财型和暴力型为主，其中以抢劫、盗窃和故意伤害居多，2002至2007年，这3种罪占到犯罪总数的80%以上。近几年，犯罪类型倾向于多元化，因网络引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比较突出。在作案手段方面，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比较单一，随意性大，不计后果。从人员结构上，文盲或文化素质偏低的人占大多数，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校生也有涉及。此外，未成年人犯罪还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团伙犯罪的特征也比较突出，大部分是共同犯罪。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的阮积嵩副主任，多年来一直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阮介绍说，在全国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女性未成年人及留守儿童犯罪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阮积嵩说，由于心智不成熟，对是非善恶的认知能力较差，未成年人易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行为的诱惑。辍学少年离开了校园，又未达到工作年龄，再加上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教，一些孩子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只好到网吧等娱乐场所消磨时间，很容易与社会“混混”结合走上犯罪道路。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犯罪的孩子只是少数，但他们危害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安全。

    广西法律援助中心的黄素芬副主任透露，2007年，全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500件，其中属于未成年的人的近3200件。事实上，近年来全区所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援助对象属未成年人的，每年都约占到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未成年人已成为法律援助的主要对象之一。黄说，这些需要法律援助的未成年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都无法联系到其家人，也就是说，这基本上是些被家庭放弃的孩子。

    一份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7年1月10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继环境污染、贩毒吸毒之后的第三大社会问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大事。(孙小娟 刘治理 何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