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追求高学历的“人才高消费”？是基于困境的一种现实考量？还是变革基础教育的新探索？（黎锡银 杨雄/摄）

    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基础教育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相遇，使越来越多的博士“下嫁”中学。如今，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教师队伍中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比例，已接近甚至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高校，有的已达30%，有的甚至更高。不过，这场“学历风暴”背后的直接推手，并非政府，而是来自一场民间的制度实验。

    作为这场民间实验始创者之一的北京十一学校，不经意间被推向历史的前台。

    不久前，拥有20名博士的北京十一学校再次引人关注：一个类似于博士后流动站性质的研究机构——项目博士后，在该校正式启动。

    新设立的这个项目博士后站，广纳校内外博士“进站”，专门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既是目前国内基础教育阶段设立的第一个“博士后站”，也是博士“下嫁”中学后的又一个变革信号——以教育教学的实证研究，试图向参与实验的学校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法。

    自2004年博士进中学至今，“下嫁”北京十一学校、人大附中、首都师大附中等中学的博士越来越多，有的多达30人。

    博士为何纷纷“下嫁”中学？

    当学者、做教授，一直是很多人拼命提高学历的一种美好愿景。读博士的初衷固然也不例外。但是，近几年一批批博士先后“下嫁”中学的举动，确实令人费解。这种“另类”就业选择，也着实给教育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对此，一些人不断追问：是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出了问题，还是严峻就业形势下的迫不得已？

    继2004年张美华等4名博士“下嫁”北京十一学校后，2005年北师大历史系博士王秀青，和其他6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又一批博士“下嫁”该校。

    如今，王秀青是该校高二5个班的历史老师。回忆两年前的选择，王秀青坦承，当时决定进中学，她的一些同学、老师、亲朋好友都感到意外，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她慎重考虑。

    毕竟，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博士毕业去高校当学者才是人尽其才，很少听说有博士毕业去中学教书的。

    在学者与“孩子王”之间，王秀青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虽然两年前，她找过很多单位，既参加过北京许多公司、出版社的面试，也有不少外地高校向她“伸橄榄枝”，但受专业所限，当时要想留在北京高校任教几乎不可能！因为，北京高校中有历史学专业的院校不多，即便少数高校有需求，大多也只是作为公共课教师引进，几乎没有学术前途可言，而且目前高校教学科研压力很大。与高校纯学术性科研不同，中学的科研几乎都是应用性研究。应该说，博士在这里具有相当的优势。

    “像我所学的历史学科没选择去高校，也许是对的。”王秀青说，2006年她的一位同门师妹，虽花了很大精力才“挤”进北京一所文科类重点高校，但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作为小学科，历史并不像经济、信息、生物等“显学”那样受到学校重视。因此，她每周除了上几堂公共课，其他时间都是坐班，每月也只有3000多元工资。

    与王秀青想法相似，该校物理教师邓靖武博士也有着同样的感受。2005年，从中国地质大学(京)地学物理专业毕业后，他感觉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去高校吧，一般都得去野外勘探，而且这个专业的许多科研项目很难申请下来。即使有大项目，也往往都被该领域顶尖的学者垄断，难有成就。更何况，自己并不习惯长期在野外工作。

    据了解，博士成批进中学，除了就业压力大，其直接推手还是一些名校悄然推行的教育实验。在改革实验的背景下，有些中学提供的丰厚待遇并不比大学差。这也是吸引博士“向下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靖武回忆，当时选择中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自己出身在一个小学教师家庭，从小对教学有兴趣；二是当时听说十一学校除了每月4500至6000元工资，学校还给博士解决户口。除此以外，每月博士不仅额外有1000元学历补助，而且每月只需花500元，就能在学校住上一套三居室的廉租房。在当时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背景下，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在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至今仍能记起2003年引进北师大心理学博士宋丽波的情形：当她遇到研究中小学教学10余年的宋丽波时，便建议她：“您做心理健康研究何不来中学？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级乃至国际课题。”

    正如刘彭芝所言，宋丽波去人大附中报到的当天，便代表学校飞往澳大利亚，参加有关超常儿童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而在高校，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恐怕很难有资格享受。一边是高校长达数年的“默默无闻”，一边是“来了便是宝”的重视。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每位博士心中自然有本清晰的账。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为了引进这些博士，各实验学校确实在工资待遇、住房等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中学如此高调地引博，而这些博士进中学后到底在怎样当“孩子王”？他们的表现是否与学校最初的期待相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