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曾在爱丁堡逗留多年，90年代在哈佛校园也呆过一年，均未写下堪称“日记”的文字，回想起来很是可惜。这次来剑桥不同，一开始就打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原因几乎用不着解释：剑桥大学已有700多年的办学历史，是一个出了培根、牛顿、达尔文、卢瑟福和霍金的大学，一个出了拜伦、华兹华斯、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凯因斯的大学，一个出了7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

    尽管如此，写这部日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要破除国人心中的崇洋、重洋情结。为什么要破？原因很简单：西方衰落（相对而言）、东方崛起已成定局，中国不仅已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在文化上也必将产生全球性的重大冲击。可是，国人的心态并没有与时俱进，发生相应的变化。晚清以来，国人一直羡慕西方文明从物质到制度到精神的方方面面。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这种心态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今时代就不合时宜了。今日东方正在迅速重返其本有的位置，今日中国人的心境与1840年、1898年、1900年已有霄壤之别。在新形势下用中国人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认识剑桥遂成当务之急。

    但正是由于这种崇洋、重洋原心态，徐志摩和金耀基一类人写剑桥的文字多羡慕、拥抱、崇拜，而少分析思考批判。在他们的笔下，剑桥处处的绿草鲜花、莺歌燕舞，甚至在大冷的冬天，白雪覆盖下的草地仍然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不是天堂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剑桥（及牛津）的学院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体制，其他大学只有模仿的份，而且这种模仿不会有其他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

    在他们心目中，剑桥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光是一个三一学院就出了二十几个，对此，中国人除了赞叹、膜拜，不应该有其他反应。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告诉国人，英国除了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山区，几乎是无处不绿，而原因在于北大西洋暖流给英国（及西欧其他地区）带来了非常温和的天气和充足、均匀的降水。他们为什么不告诉国人，剑桥、牛津式学院制的办学成本极高，虽然曾给这两个学校带来了辉煌，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诺奖得主没有什么人来自牛津剑桥）。他们为什么不告诉国人，得不得诺贝尔奖，决定性因素并非学校，亦非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在于国力和文化、知识形态。个人再聪明，没有雄厚的物质（及制度）条件，是不大可能得奖的；个人再聪明，若非长期浸润在诺奖所由出的文化、知识环境中，是很难得奖的（文学奖尤然，中国人难以获奖便是证明）。如果在武术或书法方面设立世界性大奖（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国际比赛），每年获奖者中中国人难道不占大多数，西方人难道不廖廖无几？

    正是由于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我们学西方已有一百五六十年，但整体而言，我们对西方仍然知之甚少；中国人留学剑桥也有近一百年历史，但整体而言，我们对剑桥仍然知之甚少。可是，徐志摩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去剑桥的，那时中国极端贫弱；金耀基是七十年代中期去剑桥的，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虽已“站起来了”，但经济上还非常穷（甚至“四小虎”也尚未出现）。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完全可以不像五四一代人那样受政治时势的影响，客观地认识西方和剑桥。只有采取这种客观的态度，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西方、认识剑桥。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少数有识之士正在努力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东方和中国。这在《剑桥日记》中有所反映。可是，虽然有少数有识之士在努力修正自己对东方、对中国的认识，更多的英国人对外部世界却毫无兴趣，也没有动力去了解外部世纪，甚至可以说没有能力去了解外部世界，结果自然是愚昧无知。但这并不是说今日英国一无是处。事实上，英国人值得中国人学习之处仍然很多。对此，《剑桥日记》也有认真的交待。（作者:阮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