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在本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教授因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独特见解和丰富著述获得学术贡献奖。
我校经济学院蒋学模教授、哲学学院刘放桐教授曾是首届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蒋学模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有系统研究、独特见解和广泛影响；刘放桐教授的学术贡献是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上的重大贡献。
学术贡献奖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于2004年增设的一个奖项，旨在表彰本市建国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和广泛影响，并被实践证明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终生成就奖。
蔡尚思先生简介
蔡尚思，1905年生，福建德化人。历任华中、沪江、光华、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等7所院校教授；沪江、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长顾问，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史等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孙中山研究会等理事；上海市史学会、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早年得梁启超、王国维教诲和赞誉。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王国维曾称赞他的文章“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欲言，甚为欣喜”；梁启超也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1930年，经蔡元培介绍首入复旦大学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
蔡先生筚路蓝缕，以坚韧意志，阅“集部”前人文集数千种，采众家之长，卓然成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奠基者之一。他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维护学术自由之思想，倡扬墨学，自书并践行“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1939年，蔡先生出版《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50年代初又出版《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续编，其后又主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思想文化部分，上述著作都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辍，于耄耋之年新撰《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著作，获得海内外学界广泛赞誉。其作品以思致笔力，传精思具见，顾颉刚赞其著作：“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辨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断；惟其善断,故得阐人所弗敢阐决人所弗敢决,非特为思想界放一异彩,所系于整个学术者亦至宏且切。”
蔡尚思先生坚持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自甘做异端，其率真的学术品格与博击寒流的高贵精神，实令人敬仰。
当代墨家钜子蔡尚思
——贺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
蔡尚思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1939
年作为《中国思想史通论》的绪论而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被蔡尚思视为“生平著作中第一代表作”。该书所列中国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哲学伦理思想史的史料简目,每一门类仅宋元至清便开列名单数百人,这是他广泛阅读宋、明、清人文集所发掘的思想材料。这一名单,极大地扩展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顾颉刚1936
年为该书作序时说：“盖阅十数寒暑,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蟊蠹而掊击以歼覆之……于是棼者以整,晦者以彰,尚实绌虚,潜研沉赴,而卒也泛应曲当,多所创获。”
1949
年底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是最能代表蔡尚思学术思想的另一部著作。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师是孔子。”儒家已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这部著作名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儒家及孔学的总批判。对于孔子和孔学的评击,犀利与严厉程度超过同时代其他人,也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健将，这是针对当时朝野一片尊孔喧闹。所以他在该书《新版自序》中说：“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学,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这一批评态度,蔡尚思在其后数十年中可谓一以贯之。
蔡尚思一直将对孔学的批判视为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中,最值得继承与弘扬的,是长时间被忽视、被压制的墨家思想学说。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朝野两大系统,即在朝的儒家与在野的墨家。他强调,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他们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在封建社会中,敢于为百姓鸣不平的,多是墨家。儒家爱人,先亲后疏；墨子爱人,先贫贱后富贵。儒家注重宗法,偏私；墨子反宗法,无私。墨子最利他。儒家和法家都代表统治者,墨子则代表被统治者,二者对立。以此,他说,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可作为“万世师表”者,是墨子而不是孔子。墨家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他比较儒法道墨诸家优劣说：“就道德来比较……只要你不站在封建朝廷的立场,便会发现墨子的大部分思想与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无比伟大的。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蔡尚思倡导尊墨,是要人们充分重视历史上存在于下层民众之中，处于在野地位的思想文化资源。针对一些人责备他坚持批孔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反诘道:“不能只知尊孔子、儒家,而以虚无主义对待墨家与西方文化。”旗帜如此鲜明地非孔扬墨,
即非常清楚地突现了蔡尚思这一思想家特色。
蔡尚思服膺墨子,高度评价墨子思想,大力提倡墨学,在其立身行事中,也处处以墨子精神自律,成为墨学当代一位极为认真的身体力行者。经数十年的接触,我深深感到蔡尚思有棱有角、极富个性的治学任教和为人处世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墨学实践家:
在生活上,他从不吸烟,不饮酒,在家里连茶也不喝,只饮白开水,衣服力求简便,饮食与全家老幼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这是因为努力实践着墨子所倡导的节用非乐,经常自愧比不上墨子的艰苦,而不羡慕孔子与儒家所追求的奢华与享受；在工作上,他一贯倾力投入,年轻时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读苦思,退休后,老而弥坚,以八九十岁高龄仍挤着公共汽车,从复旦大学赶往数十里外的上海图书馆及该馆长乐路藏书处查阅资料；在劳动上,效法墨子既重脑力劳动,又重体力劳动,能文能武。举凡上山下乡,参加“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他都一直不落人后。喜爬山,喜走路,长期冷水浴,做水中推拿,练水底气功；80多岁健步登山,一概不用人搀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始终保持平民化风格。他做过沪江大学校长,
以后又做了复旦大学副校长,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但他最不会用权，不用公车办任何私事，连用信封、信纸都公私分明。人们常说,他最不像官,最不会做官,他也始终称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姜义华） （原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百岁教授蔡尚思
“年龄有老学无老”
蔡先生出身于德化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入私塾，读《四书》、《五经》，聪明好学。稍长，入读永春县省立第十二中学，在老师郭鹏飞、郑翘松的教导和熏陶下，好文史，尤好韩愈“文集”，常诵“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25年，看到报载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招生消息，不顾父亲和族亲百般阻止,决意报考。尔后赴北京，就读于孔教大学研究科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并前往清华园拜王国维、梁启超为师。王国维曾赞他“志趣不凡”、“具有思想笔力”、“年少力富，来日正长”，鼓励他“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梁启超也赞他“具见深思，更加覃思，当可成一家之言”。70多年过去了，每当谈起这段历史，蔡先生常常感到十分自豪。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蔡先生攻读文史哲方面书籍。由于时局动荡不安，1928年夏天，他不得不南下谋生，在武昌教书时，常至湖北省立图书馆读书，也向藏书家借书来读；后至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六七小时。时任馆长的柳诒征先生见他“日夜不休”，说他通读了该馆编纂的《图书总目》集部5大册历代散文，“前既无古人，后也恐怕难有来者了。”柳先生让他宿图书馆，鼓励他抄录资料，还向他讲述历史文献，被蔡先生尊为“第一恩师”。
蔡先生称这段日子为一生读书的“黄金岁月”，并常说如果没有柳先生对他的特别照顾和关心，就没有他日后的著作。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蔡先生应邀为该书所写“导读”中说“在我师友前辈中同我接谈之多，没有一个超过柳先生的。如果过去我是死读书，那么听他指教就是活读书了。”
“没有争鸣就不能有创新”
在我国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就向国民党要人提出“死圣人与活人民孰重”的问题；其后又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被人誉为“红色教授”。建国后，他积极地参加学术活动，始终坚持一家之言。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他宁折不弯，拒绝向众人作“儒法斗争史”的报告，拒绝参加“章太炎著作编注组”，还公开批评某大教授肆意宣扬儒法斗争的言论。
蔡先生一生参加了百余次学术研讨会，会上他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并喜与人争鸣。我曾几次和他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常见他在会上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又与争论者坦诚相见，甚至握手言欢。有人曾说他思想“过于激进”、“火气大”，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对此蔡先生说：“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率先发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一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必须民主、必须争鸣。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主编《学林》，开展孔子问题讨论，匡亚明先生在《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一文中提出对孔子应该“三分法”,蔡先生读后寄来一篇《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提出对孔子应该“两分法”。名家间观点针锋相对，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美谈；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外有人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是因为他们信奉儒学。蔡先生在同我聊天时驳斥说：“一个国家要富强，不能靠什么儒家，而是要靠知识，靠人才。”后来该谈话整理为《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该文在《学林》发表后,得李一氓先生寄信肯定；还有一次，已是97岁高龄的蔡先生寄来亲笔短文《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指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史学大师。他通晓十六七种文字，还是语言文字大师，这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尊敬”，此文是针对大家都称陈寅恪为“国学大师”有感而发。这也许是蔡先生自己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这篇文稿。
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蔡先生不断实践要讲真话，不人云亦云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思想家，诸如孔子、墨子、老庄、韩非、司马迁、朱熹等人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他不愧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施宣圆）（原文发表于《新华文摘》，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