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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兵简介 |
| 教授,1942年生。浙江绍兴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获新闻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新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杭州大学兼职教授,香港树仁学院客座教授及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教育部考试中心特邀命题教师,北京记协理事。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企业报理论与实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新闻事业概论》(合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获1988年全国优秀教材三等奖)、《新闻理论》(合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新闻理论教程》(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获1996年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1991年被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七五"、"八五"、"九五"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课题主持人。1987年担任中央电大新闻理论课程主讲教师,并与成美共同主编教材《新闻理论简明教程》和《新闻理论简明教程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1998年主编中央电大教材《新闻传播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 |
问:童老师,您好!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提出以后,关于新闻传媒的话题也显得较为集中。在您看来,当前新闻传媒存在着哪些和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童:首先,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国情。具体到新闻传播学来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新闻传播业充满了国际竞争,需要中国新闻传播业有一种崭新的面貌来面向这样的时代。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对媒体的产业化、商品化要求,还是汉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新闻传媒走向国际化的呼唤;无论是加入WTO之后新闻传媒有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重压力,还是改革开放的深化需要媒体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和公众责任,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断发展新闻传播业。
客观地说,中国新闻传播业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与广大群众的期待、与国际同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适应。我将它归结为三个不平衡。首先是传播秩序不平衡。与国际新闻界对我们的报道的情况相比,我们对世界的传播深度不够、广度不足,尽管国际上对我们的报道也很不够。其次是与信息资源比较发达、信息利用比较充分的国际和地区相比,我们在信息资源上的不平衡更加明显。公众信息披露程度、速度和深度,与广大群众的要求、与党和政府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信息的有效度和公信力尤显不足。最后一个不平衡是,我们对国际传播的惯例了解不深入,在制度、体制、机制和新闻教育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要发展中国的传媒事业,必须深化了解,加强认同,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业界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深度。
问: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这一国情对中国新闻传播行业而言,意味着需要哪些准备?
童: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时期,一方面充满了机遇,另一方面也充满了风险和矛盾。快速发展和风险矛盾并存,使得我们的国情异常复杂,特别是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利益资源的重新分配,制度、法制、伦理与道德等建设与时代要求和群众的呼吁不能匹配。媒体对于社会事件、社会矛盾尤其是弱势群体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认识不深,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工作机制上的准备,往往手足无措。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入,社会风险会更加强化。在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前提下,如何科学地指导使新闻传播业由不适应走向适应、不习惯走向习惯,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个人认为,媒体如果要发挥重要作用的话,概括起来讲,可以总结为十六个字“顺应潮流、适应变化、因势利导、引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