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战时期一所重要而特殊的文艺学院，成立于1938年。《延安鲁艺风云录》一书的作者以十余年调查访问的第一手资料、以细致而明晰的文字叙述该学院组建、发展到壮大的具体过程，追寻当时热血青年的寻梦历程，再现并探求延安文艺界思想复杂状貌，众多著名文化、政治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实况，书中的诸多细节足以引起今日读者对于往事的追怀与含味。
“文章小米青春”
吃、穿、住的艺术
“文章小米青春”是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写于1979年12月的《雨中花慢·悼念何其芳同志》中的词句，恰恰可以用来形容延安艰苦环境下鲁艺人的生活状态。
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当时延安的各种物资严重匮乏，所有机关、学校的物质生活都相当艰难困苦。
伙食标准一般是，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主食主要是小米饭，基本上没有什么副食，肉更是难得吃上一次，几乎顿顿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每个月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面条常切得粗细和小拇指差不多，即使这样，只要盛面条的木桶一抬出来，大家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捞。
华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题目是《吃面条》。在画家的笔下，人们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奔起来脚不沾地，真是“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发表在鲁艺的墙报上，同学们看了都忍俊不禁。从此以后再碰上吃面条的时候，互相都谦让起来了。
抗战初期，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八路军省下来一部分，分发给延安各学校的学生。到了星期天，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而鲁艺师生衣着打扮天然具有艺术色彩。特别是女学生更是与众不同，据说她们当年是领导延安服装潮流的。爱美的天性，使她们总是要想方设法把灰军装修饰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色的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上一块其他颜色的布。帽子也歪扣在后脑勺上，如同西方人戴贝雷帽一样。据说，当年在延安，一看见有人歪戴帽子，就知道是鲁艺的。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中，这些作风往往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
教师们总是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把窑洞居室美化一番。最有名的，要算是美术系教师马达的窑洞了。他是一位版画家，他把自己的名字“马达”两个字刻在他窑洞的门楣上，木柱上还刻着鲁迅语录。他还在洞内外做了几个“土沙发”，就是先用土砌成沙发的形状，再用泥抹平整，最后在上面铺上两块破羊皮便完成了。他又在洞里栽下了一棵野藤，沿着一个木支架向上攀爬，有绿叶倒垂下来，给窑洞增添了绿意和温馨。他还从别处移来一棵洋槐树，栽在门前，春天里树上便绽开了一串串白花，飘散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引来不少教师在此聚谈。有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里命名为“马达花园”。
争分夺秒读书忙
在鲁艺，艰难的物质生活和较差的办学条件，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和高昂的学习热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当年，鲁艺是作为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摇篮而闻名于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进入鲁艺的学生大都有自己的要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梦想。为了把梦想变为现实，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听课、学习。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劲头常常感染了教师。曾在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给音乐系的学生讲课，已经讲到深夜了，本来早就该休息了，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冼星海一直讲到天亮才下课。
有的人抓紧时间学习真是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美术系第三期学生古元为了每天早晨节省时间，提前投入学习，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刷牙，这样，第二天起床后，一出完操，别人还在洗漱，他就已经进入学习状态了。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他一个人竟刻了100多幅木刻作品。而当时用来刻木刻的作品的木板，是需要靠自己来刨平和磨光的。一块木板往往要在教堂台阶旁边的水磨石上磨几个小时。可以想见，这100多幅木刻作品即使不算创作过程，光是磨木板，就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毅力，耗费多少时间啊！
有些年轻夫妇生了小孩，而学校托儿所又不收初生的婴儿，为了能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学习，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后部上边的横梁上，再用一根长绳，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在靠窗户的桌腿上。只要孩子一哭闹，正在伏案读书或者写作的父母亲，就用脚不停地踩动绳子，筐子随之摇晃起来。孩子便会进入梦乡，他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恐怕只有战争环境中的学校，才有这样独特的学习景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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