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科大来，普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少年班。虽然科大值得一提的还有很多，不过，创办少年班，探索超常教育规律，确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曾经称赞道：“少年班很见成效，也是破格提拔。”我是1984年考入少年班的，受惠良多，真的很感谢科大让我提前走上人生之路，比起同龄人来处处早占先机——呵呵，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太自鸣得意了？然而，少年班确实培养了不少人才，像美国IEEE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31岁院士，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22岁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计算生物学家钟扬；39岁荣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周逸峰教授。我的同班同学中，有黄沁，26岁就被聘为华尔街著名的培基证券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前不久还曾亮相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节目；有刘民，香港中文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实在不胜枚举。

　　关于少年班，还有点题外的趣话。因为科大班得很成功，不少学校开始仿效。有些办学条件、效率跟不上，结果就不太理想。社会上的争议也就出现了，有的甚至矛头对准科大。据说某地一位大学教授大声疾呼“取消少年班”，理由是“这么点大的孩子就进大学，拔苗助长，生活都还要学校请保母照顾，浪费大量资源......”我们看后都哑然失笑。那时我们年纪小，学校老师对我们特别照顾是真，至于保母，则纯属无稽之谈，来科大看看就知道，哪有这回事呢？

　　我在科大读书少年班时，还是个孩子，好胜心强，特别不服气，生怕不如人，每天一大半早起来就和大家一起飞奔到自习室占座位，晚上还要去通宵教室开夜车。所有的通宵教室和自习室都人满为患，走进去黑压压一片人头，都在埋头苦干。五年下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比起其它学校，尤其是文科院校的同学，也许缺少一些浪漫的记忆，也几乎没有风花雪月的故事，但我并不后悔。我从中学到的知识，练就的坚强意志，培养的刻苦精神，是我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我从心底里觉得，科大的老师是一流的。科大的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务实谦虚，既重言传有重身教，有一种宽容、平等的氛围。师生之间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老师们对我们的生活很关心，但对学习非常严格，谁要是不尽全力，肯定会被毫不留情地批评。科大还总是让最好最著名的老师上基础课，先后曾在科大直接承担教学工作的两院院士就有130多位。所以，当一个科大人真的很幸运，本科生起就能接触到名师名家，既学知识又学做人。而且，科大总是给学生提供最好的实验条件。本科生大二、大三就到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因此，科大本科生的实验能力比起许多学校的研究生来都不遑多让。

　　校领导很有人情味。记得当年安装暖气时，是先装完学生宿舍的然后才装教工宿舍的。学校重视学生的意见。学生对学校有任何不满，都可以直接去向校领导提，不必担心“枪打出头鸟”，更不会“秋后算帐”。

　　这种宽松、自由激发了科大人的创造力，也培养了科大人散漫不羁、超然物外的气质。科大人在学术上求新求尖，对生活细节却不甚注重，校园里很少见到时髦的红男绿女，所以外人有时会笑话“科大人真土气”。可是我们都不在乎。大家生活上不攀比，把时间精力用到学习上，对于各自的家庭来说经济压力也比较小。

　　科大是1970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少了许多热闹和关注。合肥是一个安静朴实的小城，科大也是一所安静朴实的学校，不浮躁不跟风，脚踏实地，奋发向上。在这个纷繁扰攘的世界上，质朴是一种越来越越罕有的气质。而科大的质朴又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那种。这是一所传奇传统的独特大学，她还在继续演绎着传奇。曾为科大人，我心中充满自豪。

　　（蒋继宁：网大（中国）有限公司总裁，1984-1988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