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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民币汇率和纺织品出口问题的纷争只是经贸利益碰撞的部分表现，仅仅是一个开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预示着汇率纷争和贸易摩擦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文/杨元华
明明是自己企图操纵人民币，却反诬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明明是自己以自由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却指责中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不公平贸易；这是当前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和纺织品贸易问题出现争执的真相。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几个月来，美国出于国内的经济原因和政治需要，在纺织品贸易和人民币汇率上接二连三地向中国发难，攻击的火力和密集度堪称空前。
在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不同看法和争执实属正常。但近两年来，美国有一股势力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混淆是非，频频向中国施压。他们强烈要求人民币重新定值，敦促中国马上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甚至主张人民币汇率实行自由浮动。
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参议院4月进行了一些程序性投票，并以2/3的支持率通过对中国产品加征27.5%的关税的修正案。美国参议院定于7月就一项两党提案进行投票，根据提案，如果中国不在6个月内取消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在一些议员和制造商的大肆聒噪下，美国政府的态度趋于强硬。
特别是最近，美国甚至扬言除非人民币升值并开出升值的时间表，否则将对中国进行制裁，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充分暴露了美国企图干预别国内政的本质，从而拉开了中美汇率战的序幕。
鼓吹人民币升值是一场游戏
挑起汇率纷争，压人民币升值，不单单是经济和升值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延续，是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正目的是，使在中国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改变汇率机制，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开放资本项目，从而达到扼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限制别国产品出口，诬陷他国货币币值低估，从而干预他国的汇率政策。如今，美国鼓吹人民币升值，只不过是故伎重演。
第一，从长期结构性角度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源于其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5.7%，今年可能将达到6.3%，这表明其财政的入不敷出。2001年财政盈余约2000亿美元，而如今财政赤字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的减税政策、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加，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反恐和“推行民主”的也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由此可见，美国的“双赤”完全是国内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所致。
第二，从资金流向层面看。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吸引大量外来资金支撑了其经济近10年的高速增长。“9?11”后，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的信心受挫，流入美国的资金明显减少。今年3月，净流入美国的资金降到457亿美元，少于同期的贸易赤字540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手中所占的外国债券占债券总额的2%，现在是13%。
第三，从产业结构调整层面看。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业由于结构调整滞后而失去了竞争优势，受到了外来冲击，失业上升。尽管美元不断贬值，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把打压的目标盯住中国，把改变中国汇率制度作为突破口。
第四，从政治操作层面看。明年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民主和共和两党正在为明年的中期选举进行角逐较量。目前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和白宫，在野党总要寻求共和党在治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失业问题、国际收支问题等，以攻击布什政府。布什政府明明知道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和失业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了拉选票，调高了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调门，借此使中国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从而显示其执政的能力和外交方略。
第五，从战略层面上看。遏制中国是美国的基本政策。20多年来，中国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一些新老保守主义、反华势力、制造商和工会势力纠合在一起，把要求人民币升值作为突破口，进而迫使开放资本项目，实行浮动汇率。这表明汇率之争的要害不是升值问题，而是让条件不成熟的金融体制立即实行资本项目开放，从而遏制中国发展。
第六，从各国货币角逐较量来看。这是权力的再调整，是货币力量的重新组合。美国通过压别国改变货币政策，如压人民币升值，来削弱其竞争力，从而增加美元贬值的效应。这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汇率制度，从而来操纵汇率。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汇率纷争实质上是控制与反控制、干预与反干预、制约与反制约、操纵货币与反操纵之争。
“升值论”实际上是一场游戏，美国是大玩家。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逆差剧增，以及失业问题完全是美国作茧自缚。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低储蓄率、高外债、寅吃卯粮、过分依赖外来资金和外部资源，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正如格林斯潘最近所说：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仓促升值的影响
5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对中国欲加之罪，美国何患无辞？中国在外贸上的成功以及中国外汇政策并没有什么过错。事实上，扭曲世界资金自由流动、使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恰恰是美国。美国的财政政策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但美国却转过头来怪罪中国制造业效率太高了，这实际上是保护主义者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文章说，按照购买力计算，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有近三分之一是由中国的增长推动的，而美国仅为此贡献了13%。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汇率水平基本稳定，不存在被低估，而且与宏观经济整体状况是相适应的。1995年至2001年，人民币升值30%，2002年至2004年贬值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人民币没有被低估。
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没有优劣之分，实行哪一种货币政策，要根据该国国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而定。一种特定的汇率是否合理，应该考虑一国的生产、消费、贸易收支、通货膨胀、外汇储备以及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情况，只有该国货币不被过分高估或过分低估，保持相对稳定，才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当前来看，实行订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依然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55%，年均增长16%，累计吸引外商投资5500多亿美元，累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金额2000多亿美元。仅在入世后的三年里，中国进口1.2亿美元商品，为全球货物贸易贡献达12%。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和水平功不可没。
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已经对中国出口造成干扰。有学者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3%～5%，在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今年的出口增幅将下滑到10%或以下，如果升值15%甚至更多，中国今年的出口增幅有可能转为负增长。
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产生十大危害，包括：导致外国投资下降；使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慢；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全面出现；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延缓人民币可兑换化进程；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加大就业压力；农村地区出现通货紧缩压力；在东南亚地区造成不稳定因素；给市场投机者带去非常机遇；可能影响未来人民币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地位。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人民币升值10%，外部直接投资将减少60.62亿美元，出口将减少427.4亿美元，由此GDP将减少690亿美元，就业人数将减少381.2万人。
直面升值压力
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增大，各国经济矛盾增多，协调合作难度增大。面对来势汹汹的“人民币升值论”，我们必须顶住压力，根据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自主决定本国汇率政策，同时要努力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首先，坚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同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发展的需要、改革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实现稳定货币汇率的目标和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有利于宏观调控、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其次，积极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有序和有步骤地实行汇率机制的改革。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颗子活，全盘皆活；反之，则亦然。金融与技术是建立现代社会的两个轮子。因此要把金融用于扩大生产，革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国家竞争力，不能完全脱离生产活动，也不能超越现有条件进行过猛的改革，防止金融过热。
再次，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中国经常项目已经完全开放，而且很成功。资本项目开放已经超过了75%。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但是资本市场仍需要严格控制，创造条件，逐渐放松。建立和完善预警系统风险，发挥好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防范金融动荡和危机。
第四，加强支付和清算体系建设。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同时要建立银行、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为金融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以及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的报告的披露制度。要加强金融监督机构、央行与被监管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做到信息共享，防止因信息缺失而造成市场混乱。
最后，积极加强与美欧日等有关国家的对话和磋商，进一步协调经贸关系和加强技术合作。在保持独立自主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努力消除经贸关系的不平衡。同时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接触、对话和合作，以减缓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压力，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从战略、全局和实现我国长期目标的高度来看待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金融形势，客观评估和应对升值压力，变压力为推进汇率制度改革的动力。在国际上要变压力为谋求共同点和合作的契机，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以确保中国经济和金融自主地发展、顺利融入世界经济大潮。
（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