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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艰难时光

——五位企业家的回忆

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困而作春秋。每一位成功企业家的背后，总是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苦难时光。

一位企业家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到底是哪一段？这一段故事造就了企业家什么样的“苦难品质”？谁是企业家生命中的贵人？每一位渴望成功的读者都希望能听到企业家这样内心的独白。

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是：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可口可乐中国区董事长陈奇伟、远大空调董事长兼总裁张跃和迈普通信董事长花欣。

    他们或许向我们展示的并不是“神”、并不是“英雄”一样的智慧和情感，而是“人”在这个凡间所要经历的种种苦难。这其实是让我们相信，没有冥然注定的真命天子，只不过，在最艰难的时光里，你需要再多坚持一下。

就一下。

牛根生：非商业磨难

[附文]牛根生的两次落泪

梁庆德：半生坎坷之泪

陈奇伟：大悲大喜的人生

张跃：困顿中的梦想

花欣：挫折之后的坚强

[附评]成功：归根溯源是态度

[附评]英雄之种

牛根生：非商业磨难

文/本刊记者  焦 晶

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而紧张，空气像突然间密度加大，陡然地向在场的每一人施加了重量。牛根生伸向桌面的手在半空停滞，桌面上，另一双手紧紧地摁向一张纸——那是牛根生的辞呈。

这位当时伊利主管生产经营的副总裁，已经是第三次递交辞呈。那时，他的权限已经收缩到了极点，最极端的时候，这位在伊利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连买把扫帚都要打报告审批。

整个1998年的上半年，反反复复地写信、写辞职报告已经耗费了牛根生太多的心力。前两次，他的领导郑俊怀都婉言相劝，这次也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当他准备收回辞呈时，那双伸出来的郑俊怀的手却把辞呈留下了。

在伊利度过16载春秋的牛根生，或许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下半生的“从头再来”。

一年半以后，牛根生站在了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的一处荒地上，为他新成立的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选厂址。正是严冬，放眼望去，黄土茫茫，一片“老头树”（当地人称一种总也长不大的树）孤独地蜷缩着，像一片萧杀景致里多余的点缀。

2005年6月2日，坐在不算宽大的办公室里，牛根生回忆过往，目光偶尔飘向窗外，成片的果园和草坪，一片葱郁。

想描述这里曾经的荒凉，已经不很容易了。

踉跄前行

但牛根生很难忘记曾经的景象，那些老头树尤其让他记忆犹新。喝口凉水都塞牙，困难时光里，几棵树也成了他的绊脚石。

1999年，这片老头树一度闹得呼和浩特满城风雨。

其实老头树的利用价值并不大，但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约几千立方米的木材已经构成了“林”。为在荒地上兴建厂房，蒙牛不得不把那片老头树砍掉，有人告到国家林业局：蒙牛毁林了。

对刚成立几个月的蒙牛来说，当被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他们蜗居在一处旧砖楼的办公室里，月租金200元，53平米，6张桌子，连50多名员工都不能同时容纳。就是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些创业伙伴及他们的朋友、家属、业务伙伴送来一笔笔创业现金。

但突然有人向有关部门告发，说这里有一个非法集资窝点。一调查，发现700多万元人民币，这样不起眼的地方居然藏了这么多钱，尽管蒙牛竭力澄清，但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公安机关监控着。

对此，牛根生心痛而无奈，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因为一向把郑俊怀看作兄长和老师，抱着感恩之心，人称“乳业怪才”的他原本并不想与兄长竞争，再涉足乳制品行业。从伊利被免职后，他首先想的是开个海鲜大排挡，但就这样，居然也莫名其妙地被人“搅黄”了。

为避免继续被封杀的厄运，牛根生隐姓埋名地“躲”在幕后，他不承认自己是蒙牛的注册人。

1999年4月1日，呼和浩特的主要街道旁，蒙牛的300块广告牌似乎一夜间冒了出来：“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一个月后，其中的48块在一夜之间被砸得面目全非。

那一年，蒙牛的销售收入是0.37亿元，在中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是第1116位。在销售收入上，伊利是蒙牛的30多倍。

弱小的蒙牛似乎无法摆脱受打压的命运。竞争对手为了封杀蒙牛，争夺奶源，甚至半路拦截蒙牛的送奶车，牛奶被当场倒掉。

举步维艰。回忆往事，牛根生叹息“不堪回首”，他说：“企业新生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这些商业之外的种种因素，让他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孤儿”

事实上，从1998年起，牛根生就一直生活在压力中，他的心情十分糟糕。

至今回忆起当年被免职的经历，牛根生都无法不动情：“当时非常难受，几乎到了欲死的程度。”在那次事件中，牛根生受到了结结实实的打击。

“我真的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牛根生说。他那时已经在伊利工作了16个年头，从一名洗瓶工干起，一步步成为郑俊怀的第8任副手，最让他骄傲的是，他打破了前7任隔两年一换的命运，已经稳稳当当地干了8年。

牛根生那时一心一意想着要把自己毕生的经验贡献给企业，并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好。他一度信心满怀：“前面几任都有某处很明显的缺陷，而我把自己都交给企业了，怎么还能被扔掉？”

“那时候想做事，而且想做大事，在那样的大企业又做到那个高度，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非常失落，心情很不好。”牛根生坦言。

所有的愿望和目标一下子变得没有了可能，承载着强大心理压力的牛根生变得不愿意多见人了，大家见面难免要问这些事情，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说自己不好吧，说的次数多了，心情更不好。说对方不好吧，以我的性格又不愿意说。”

沉默之中，牛根生反复地和自己对话：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可能都有过；吵架时如果有一方不还嘴，是吵不起来的。他后来总结：“越容易自责的人感受到的压力往往越突出。”

但自始至终，牛根生未曾动摇过。

“因为动摇就是最大的失败。我算了一下，动摇的结果有一个，就是失败；不动摇的结果有两个：成功或失败。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就不会动摇了。”牛根生说。

在艰难的时光里，少年时的磨难给了牛根生坚持的力量。

牛根生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孩子，他至今不知亲生父母是谁。因家庭贫困，在牛根生出生不到一个月时，父母就以50元的价格把他卖到了呼和浩特。十几岁的时候，养父母也相继离开了他。挨饿、受冻，对牛根生而言，都是真实而惨痛的记忆。这个被邻居形容为“在黄莲树下长大的”孩子，甚至在结婚那天，都没能穿上一身新衣服。

“小时候经历的家庭失败、生活失败太多，我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是失败了。”牛根生说，“只要活着就不是失败，就有争取成功的可能。”说这话的时候，牛根生的眼睛充满神采。

非商业干扰

不知道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刚起步的蒙牛大着胆子，给自己定下了第一个目标：5年之内做到13个亿。很快，这个数字被调整成25亿。到2001年，牛根生一下子把目标改成了100亿。当时，他们的实际完成数额是5亿。这一调整立刻让蒙牛炸了锅。

一些较年轻的属下尤其忧心忡忡，他们恳求邓九强副董事长：“邓哥，你最近带上老牛去检查检查，看看他是不是神志有点不正常了？”还有人找到党委书记卢大姐：“要不卢大姐你带上老牛去看看，光去一个医院怕检查不准确。”

可牛根生志在必得。“什么是安全，超乎常人的冒险就是安全，因为常人都没想到，那个领域不就是你的吗？”

2004年6月10日，蒙牛正式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2319 HK），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乳制品企业。

但非商业的干扰依然如影随形。

从2003年到2004年，媒体质疑、诽谤蒙牛和牛根生的“暗流”在继续涌动。一些地方“黑势力”借助“投毒”等手段威胁、恐吓蒙牛的事情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

调查结果令牛根生黯然神伤：那家一直被他称为“竞争队友”的企业，为此事变相订了600万元的合同金额，诽谤新闻稿件涉及数十家媒体、近百篇稿件。

直到今天，最让牛根生忧心的依然是非商业性的风险。在他看来，这远比内部的危机感来得更猛烈。

但牛根生同时感谢这样的“竞争”，他笑着调侃：“一个人怎么打比赛呢？非商业行为的打击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只要稍微有一点走得不对，人家就帮忙‘砍’。”

现在，牛根生惦记的是怎样使蒙牛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他自己，正筹划着年底之前把总裁的位置让出去，等到2008年，还准备把董事长的头衔也卸下来。

“到那时候我就在全世界看、走、学，给新的领导提供圈外的建议。至少我活着的时候还是股东嘛，他们忙得顾不上了，我替他们看。”牛根生笑呵呵地，像是看到了未来的美好。

对话：

你认为，一个成功者，需要怎样的品格特质？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一点小成功有点小智商，辛苦一下就可以了。但真正要笑到最后，笑到很久的未来，需要厚德载物啊。而且尽管这样，你都是两种结果：成功或失败。

如果再一次遭遇困境，你还敢于再次应对命运的挑战吗？

人不可能重活一次，实际上，让一个人重活一次也肯定是最痛苦的，因为拥有的一切都突然没有了，要从头开始。但企业可以重新做一次。

对于那些曾与你有相似经历，而终于没有崛起的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不要放弃。因为有可能成。今天我好像成了，你还没成，但明天我可能不成了，后天你成了。社会就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附文]

牛根生的两次落泪

文/本刊记者  焦晶

“他看上去并不随和，说话嗓门很大，眼睛也大，甚至在工作中非常严厉。但是有一点，他最善于经营人心的人，也是所有人最值得信赖的人。”

这是蒙牛助理总裁孙先红对牛根生的评价。

从1993年起，开广告公司的孙先红开始与牛根生有了接触，后者当时是伊利的副总，他们很快有了合作。6年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共同创业的朋友，至今风雨十多年，孙先红目睹了牛根生从困境中崛起的全过程。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牛根生常念叨着这句话。这句话最早就源于孙先红给牛根生的总结。提起这个，孙先红不无得意：“我说，牛总我跟你这么多年，实际上这是对你人生的一个写照。”

“那时候他的威望正越来越高，所谓‘功高不能盖主’，”孙先红如此看待牛根生曾经的遭遇，“直到今天，他跟我们从来就没说过一句老板的不是。”

孙先红还记得他和牛根生的一个小故事。大概1998年的一天，牛根生家里买了个微波炉，不知道怎么用，请学过工业自动化的孙先红帮忙。孙先红去看了看，说这个得用微波炉餐具。在当时，在呼和浩特还买不到。几天后，孙先红去北京，顺便捎回一套。58块钱，他连发票也没开，想着送给牛根生。

结果孙先红临走时，牛根生叫住了他：“把发票给我，这个多少钱？”

“我没开发票，这也不值啥钱。”

“那你拿走。”

“当时我心里真是很不舒服。”没办法，孙先红告诉他是58块钱，牛根生给了他60块，孙先红还拿出两块钱找了他。

1999年，听说牛根生要创办企业了，孙先红毫不犹豫地拿出45万元，参与投资。

“微波炉那事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孙先红说。他暗暗想，跟牛根生合作那么多年，他连根烟都没请牛根生递过，后者也没提出任何乱七八糟的要求。现在人家出来了，说搞个投资，就算赔了，顶多等于给了他这么多年的回扣。何况，在当时伊利那样的国营企业，牛根生都那么尽心尽力，何况自己的企业呢？

“完全是冲着牛根生的人格魅力来的。”孙先红说。

不过，孙先红当时虽然坚信牛根生一定会做起来，却没想到会那么快，做得那么大。

“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孙先红说，在他眼里，牛根生的企业家精神相当突出，他是带着企业的愿景开始创业的，有着强烈的企业使命感。

但孙先红还是希望蒙牛的发展速度能回复到适中的程度上。他能体会牛根生因此而感受到的压力。“速度快压力大呀，他这个压力不是源于企业做不好，而是对百万奶农的责任心。”

2004年，蒙牛遭遇危机事件，有人先后多次在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汉两地购买“蒙牛”牌牛奶，注入甲醛、酒精及广告颜料等物质后，再将牛奶偷放到两地的十余家“蒙牛”牌牛奶销售点。同时，向蒙牛发送勒索信。

那次牛根生给温总理写了信，温总理做了批复，牛根生激动得哭了。

在孙先红的记忆里，牛根生落泪还有一次。那是在伊利，当时担任生产经营副总裁的牛根生，负责冰激凌的销售，由于全国都要货，产量太大，却运不出去。伊利给铁道部写信反映，最后铁道部终于给回复了。那是在一次中层会议上，牛根生念这封信，念着念着就哭得念不下去了，是孙先红接着给念下去的。

“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孙先红感叹说，“他是很期望得到理解的，尤其是国家和政府的理解，因为他做事情不是为个人做的。”

“我觉得他是带着百万农牧民跟人家打仗，他经常讲，‘我死了无所谓，但我后边站着多少人，他们不能死’。”

“所以还是希望他压力小一点，弦不要老绷那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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