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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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记者　李　红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突出矛盾

    记  者：2006年是“十一五”的第一年。当前各地都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制定规划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突出矛盾。您认为当前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卢中原（以下简称“卢”）：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空前机遇和巨大冲击。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以职务、单位、户口为主界定人们身份的等级化、封闭式社会结构，正在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视能力、知识、贡献的平权化、开放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也正在由单向指令型向双向契约型和利益磨合型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还将加速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步伐。另一方面，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势必产生新的社会摩擦和振荡，而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突出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向高等教育（甚至少数重点高校）过分倾斜，而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公共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倾斜，而农村缺医少药仍很严重。这里既有对薄弱环节重视不够、财政投入欠账较大的问题，更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体制弊端。

    2.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社会成员的选择自由空前扩大，为社会进步注入旺盛活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必然要求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也必然要求增加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大城市财政负担；而现有公共财政体系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又如，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紧密结合在一起，新的社会阶层不断生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呼声的强弱分布很不均衡，贫困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呼声还不能得到充分表达；而社会成员的职业和地位也势必在流动中不断变化，既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将引发不满情绪甚至过激行为，狭窄的沟通渠道和单调的社会协调机制已经不适应这种复杂的社会局面。

    3.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对社会转型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是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在现有技术水平和制度框架下，这种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必将加剧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必将使多重经济社会压力接踵而至，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的矛盾势必更加尖锐。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婚姻压力、城乡融合压力和社会稳定压力，等等，都将以前所未有的分量落在我们肩上。

    4.城乡贫困群体有所扩大，贫困问题有所反弹。农村贫困问题主要源于生存环境恶劣、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城市贫困问题则主要源于文化、年龄和技能等人力资本约束。随着城市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加速，在失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老年人口中正在形成新型贫困群体，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城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生活困难，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我国城乡贫困问题日益凸显，鲜明地折射出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的现实，诸如公共财政缺位、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收入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等。国际经验显示，贫困蔓延及其所带来的挫折感和绝望情绪，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如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得不到合理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非政府组织不发达，社会舆情沟通渠道不畅通，社会领域各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势必干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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